起源于希腊
七项自由学艺（The seven liberal arts）涵盖了构成中世纪学校教育课程的学科，是自古典时代的传承。其起源可追溯⾄希腊教育。亚⾥⼠多德在其《政治学（Politics）》中将“自由科学（the liberal sciences1）”定义为⾃由⼈的适当教学科⽬，这些⼈追求的并⾮直接的实⽤或实⽤，⽽是普遍的智⼒和道德卓越，并分别提到了其中⼏⻔学科。到他那个时代，希腊⼈的教育理论已经⾼度发展，展现了希腊最优秀的思想家努⼒指导其教育实践的理想。我们不应认为“自由学艺（liberal arts）”、“自由研究（liberal studies）”和“自由科学（liberal sciences）”等术语指的是⼈类知识的全部，甚⾄整个⾃由⽂化，因为尽管这些术语的使⽤含义并不总是统⼀的，但它们都有⼀个特定的含义，我们必须清楚地记住，才能避免混淆。它们的正确含义是：
为⻘年提供通识教育的学校学科研究领域，为⾼等自由研究（简称为哲学）做准备。the circle of disciplinary school studies which minister to the general education of youth, preparatory to the higher liberal studies, which are compendiously called philosophy.
因此，自由学艺（liberal arts）与哲学的区别，本质上包含了我们如今所说的“文理中学（gymnasial）2”和“⼤学教育”的区别。当然，⼈们对自由学艺的描述并⾮始终⼀致，希腊作家的实践通常可以与“教育”⼀词的现代不同⽤法进⾏⽐较，但对希腊⼈来说，自由学艺主要指学校研究领域，这⼀点同样正确。事实上，它们通常与学校教育本⾝等同，因此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名⾔“教育必须先于哲学3”对希腊⼈来说意味着自由学艺训练必须先于⾼等⽂化。作为早期研究的⽬标，哲学也常常被称为自由学艺，有时甚⾄是唯⼀真正的自由学艺。因此，亚⾥⼠多德断⾔：“所有科学中，唯有它是⾃由的，因为它仅为⾃⾝⽽存在，不应为任何外在利益⽽追求。4”后来被视为自由学艺（liberal arts）的学科包括语法（grammar）、修辞（rhetoric）、辩证法（dialectics）、⾳乐、算术、⼏何和天⽂学。我们尚不清楚这些学科何时开始被视为学院派学习，也不清楚其中有多少⻔学科被普遍视为学院派学习，更不清楚它们是否是唯⼀的自由学艺（liberal arts）。希腊⼈并没有制定⼀套固定不变的七⻔学科体系。在希腊作家的著作中，我们找不到七艺的清单，也找不到任何关于七⻔学艺作为⾃由学艺的提及。然⽽，他们有⼀个先后顺序，学习的学科包括语法、修辞和辩证法，前三⻔是预备课程，通常按规定的顺序进⾏。其他四⻔学科通常较晚学习，很可能只有⼀部分人完成了语法、修辞和辩证法学习的⼈会继续学习⾳乐、算术、⼏何和天⽂学，⽽只有⼀部分继续学习的⼈会学习所有后四⻔学科。然⽽，很明显，希腊⼈开始将对自由学艺的了解视为⼀种通识教育，⽽且是唯⼀的通识教育。
罗马的延续
到了西塞罗（Cicero 公元前106-43年）时代，自由学艺（artes liberales）已经传入罗马，成为罗马绅士（liber homo）教育的基石。西塞罗对学艺的论述丰富且富有启发性，充分证明了共和国晚期受过教育的罗马人熟悉希腊的研究。但西塞罗的著作并没有为中世纪保存自由学艺。为此，我们必须查阅他同时代的博学学者瓦罗（Varro，公元前116-27年）的巨著（现已失传）。幸运的是，瓦罗在他的《新学科书》（Libri Novem Disciplinarum）中全面介绍了从希腊传入罗马教育的学艺。他列出的“学科”由里奇尔（Ritschl）列出，包括：语法、辩证法、修辞学、几何学、算术、占星术、音乐、医学和建筑学。占星术当然对应天文学，因此他列出的前七门学科是希腊人众所周知的学艺，但医学和建筑学也被加进去了。很明显，瓦罗并没有打算将学艺限制在七门之内，然而断言他所说的“九门学科”全部都是自由学艺也未免有些不妥。或许他确实如此，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所说的“九门学科”指的是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一般学科，无论是自由的（liberal）还是专业（professional）科目。
追溯到帝国早期，我们可以追溯到小塞涅卡（Seneca 公元前8年-公元65年）和昆体良（Quintilian 公元35年-公元96年）的著作中自由学艺的演变历程。他们两人都熟知瓦罗的著作，并尊其为权威。塞涅卡在其著名的《致卢西利乌斯书信》中，就自由学艺研究，列举并描述了五门学艺，其顺序如下：语法，然后是音乐、几何、算术和天文学。这虽然不完整，但就其本身而言，与瓦罗和希腊人的观点相符。事实上，他在下一封信中也承认了修辞学和辩证法的区别；但由此推断他承认这七门学艺就是所有自由学艺，或者他有意识地承认任何不可更改的固定清单，都是错误的。事实上，他在另一封信中将医学称为一门自由学艺，他可能效仿了瓦罗的做法。塞涅卡之后不久，昆体良应运而生。在他的著作中，学艺被更严格地组织成一门完整的学校教学课程。他在《演说学原理》中谈到，为了“使希腊人称之为‘enkuklios paideia’的教学体系5才能完成。6”他也提及语法、修辞、音乐和几何等学科，使得几何学涵盖了算术、几何学和天文学。如果我们假设昆体良将辩证法与修辞学结合起来（正如有时所做的那样），这六门学科或许可以被视为真正的七门学科；但无论如何，很明显，他像塞涅卡一样，并没有制定一个完整的七门学科清单或其他任何数字。然而，同样明显的是，与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语法仍然是不可避免的第一门学科，修辞学，或许还有辩证法，紧随其后，而算术、音乐、几何和天文学的四重划分，成为后续学科的自然分布。
教会对自由学艺的回应
罗马文明及其在帝国学校中确立的教育逐渐衰落，部分源于内部道德的沦丧，部分源于外部蛮族的侵袭，而更为不可逆转的是，基督教所引入的新理念所具有的取代性力量。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最后一种，尤其关注早期西方教会对学艺（arts）的双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对抗（antagonism）。因此，德尔图良（Tertullian）将异教学习斥为既无效又不道德。这显然是一个极其严厉且站不住脚的论断。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帝国时期大量所谓的学艺（arts）教授或教师的极度卑鄙（塞涅卡和昆体良的著作可以轻易证明这一点），以及异教的严重不道德（这是大量玷污其文学的神话的自然发展），我们就可以看出，教会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对某些异教文化阶段抱有敌对态度，而这很容易演变成对自由学艺（liberal arts）的禁止。德尔图良说：“哲学的鼻祖就是异端的鼻祖。（The patriarchs of philosophy are the patriarchs of heresy）”他还将他们描述为“哲学和修辞学的骗子（hucksters of philosophy and rhetoric）”。拉克坦修斯（Lactantius）说：“他们不是在造就我们的生活，而是在摧毁我们的生活。”甚至奥古斯丁称它们为“呱呱叫的青蛙（croaking frogs）”。使徒宪章（Apostolical Constitutions）写道：
“你们当远离一切异教徒的著作，因为奇怪的讲道、律法或假先知，与你们何干？这些实际上使理解力薄弱的人背离信仰。你们若要探究历史，有列王纪可读；若要寻求智慧和雄辩的言语，有先知书、约伯记和箴言书可读，从中你们将找到对所有雄辩和智慧更完美的认识，因为它们是主的声音，那独一全知的神。若要寻求优美的旋律，有诗篇可读；若要探究万物的起源，有创世记可读；若要了解风俗习惯，有主神卓越的律法可读。因此，你们当谨慎地远离一切奇怪和邪恶的书籍。”
这是早期教会的权威言论，因此，当我们看到教会的伟大学者们也附和它时，我们毫不奇怪。奥古斯丁不是创造了“Indocti caelum rapiunt”（无知者得天国）这句名言吗？格列高利一世不是也曾断言，他会羞于让圣经服从语法规则吗？
奥古斯丁与自由学艺
尽管教会最初的立场是对抗，也是其与异教初次交锋时必然采取的立场，但另一方也出现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声音，这种尖锐的观点逐渐被修正，到了四、五世纪，它被一种更合理的观点所取代。自由学艺（liberal arts）及其衍生学科古代哲学（the ancient philosophy）开始受到人们的认可。尽管他的其他言论体现了教会早期的态度，但伟大的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作为当时西方基督教的写作和神学领袖，在促使教会承认学艺和哲学是基督徒合适的研究领域依然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力。这样做的原因是，它们对于理解《圣经》很有用，甚至是必要的。他的观点在他七十二岁时完成的《论基督教教育》（On Christian Instruction）一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阐述，因此可以认为该书代表了他的最终判断。即使在后期基督教的光照下，也没有什么比他所记录的格言更自由、更全面的了：“无论是谁，只要是一个善良、真正的基督徒，就应该明白，无论他在何处找到真理，他都是主的。（Quisquis bonus verusque Christianus est, Domini suie est intelligat, ubicumque invenerit veritatem）7”这番话预示了基督教所带来的教育理念的彻底革命。在同一篇论文中，他将出埃及记中的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与他那个时代摆脱异教精神束缚的基督徒的类似处境进行了美妙而又奇特的对比。他写道：
“正如埃及地有以色列人憎恶的偶像和让他们不得不逃离的沉重负担一样，那里也有一些金银器皿和装饰品，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带走它们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这并非出于他们自己的权利，而是奉上帝的旨意，而埃及人自己却无意中提供了他们自己曾经用于邪恶用途的东西。因此，所有异教徒的教义都包含着虚荣、偶像崇拜的发明，以及不必要的劳作带来的沉重负担，我们每个人在基督——我们更伟大的摩西的带领下走出异教时，都应该憎恶前者，逃避后者。然而，同样也存在着自由的学科，非常适合服务于真理，而且包含着关于崇拜唯一真神的非常有用的道德戒律和真理。这就是他们的金银，并非他们自己创造的，而是从某些贵金属矿石中提取出来的，这些矿石是他们发现被神的护理之手散落的。因此，他们也有衣服，即他们赖以生存的人类制度和习俗。这些是我们今生今世所需的，应当加以利用，并更好地利用。因为许多善良忠诚的人，除了这些，还做了什么呢？看看那位最有说服力的博士、受祝福的殉道者居普良（Cyprian）是如何从埃及出来的，带着他们大量的金银和衣服！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带走了多少东西！还有维克托里努斯（Victorinus）、奥普塔图斯（Optatus）和希拉里（Hilary），更不用说现在还活着的人或无数的希腊教父了。摩西，那位上帝最忠实的仆人，很久以前也这样做过，因为圣经不是写着他学了埃及人的一切智慧吗？8“
掠夺埃及人！夺走他们的金银和衣服。接受异教学派的一切真理，并将它们用于侍奉基督。从今以后，基督徒不再被禁止拒绝或接受世俗文化，而是要选择最好的。这样就开辟了一条并非简单的妥协的中间道路，避免了德尔图良（Tertullian）禁止世俗学习的极端，也避免了文艺复兴时期吸收一切（无论低级还是高级）的极端。
我们切勿误以为奥古斯丁认为研究学艺或哲学纯粹是为了其本身。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他认为，如果以色列人从埃及掠夺的财物数量巨大，那么所罗门在耶路撒冷的宝藏则更加丰富。因此，他写道：
“以色列人从埃及掠夺的金银和服饰，与他们后来在耶路撒冷积攒的财宝（所罗门在位时最为丰富）相比，数量之巨，如此之多，一切从异教书籍中收集的知识，无论多么有用，与神圣的圣经知识相比，都是如此。因为凡人在别处所说的，若有害，便在此受谴责；若有益，便在此受承认9“。
圣经是“有害” 与“有益”的最终检验标准。它们甚至更加重要，因为它们涵盖了人类所有有用的知识。这种立场与奥古斯丁的其他论述以及他关于学习自由学艺（liberal arts）优秀内容的训诫（如果这些内容确实已存在于圣经中）相矛盾。这听起来像是德尔图良后期思想的回响。但请记住，奥古斯丁自身就体现了教会对异教文化的不同态度的历史，他著作的总体基调明确主张学习学艺和哲学，尽管这并非仅仅或主要是为了它们本身，而是作为圣经最高教义的辅助。奥古斯丁与自由学艺（liberal arts）的联系更加明确。他本人在归信之前曾是一位修辞学教师，并且是一位七门学艺的作者。在他于公元427年之前不久撰写的《撤回书》中对此的记录尤为重要，尤其是考虑到他非常熟悉瓦罗的著作，他经常称瓦罗为其最伟大的著作、权威。他声称在米兰等待受洗期间，他努力写作《Disciplinarum Libri》 （几乎是瓦罗斯旧作的书名），只完成了一本语法书和另一本音乐书的一部分10。受洗后，他回到非洲，继续他在米兰开始的工作。除了提到的两篇论文外，他说他还写了《de aliis vero quinque disciplinis similiter inchoatis》，也就是说，除了语法和音乐之外，他还完成了关于其他五门学科的著作。许多人和里奇尔11一样认为这意味着“关于其他五门学科”，因此奥古斯丁认为自由学艺的总数是七门。 但这无法从这段话中得到证明，因为《de aliis quinque disciplinis》的意思可能是“关于其他五门学科”。然而，奥古斯丁显然列举了七门他认为属于自由的学艺，而且他在其他地方也未提及更多12。他的清单如下：如上所述的语法和音乐，以及以下“其他五门学科”：辩证法、修辞学、几何学、算术和哲学。在其他地方13，他谈到要学习“memoratum disciplinarum oridinem”（即先前提到的“学科秩序”），并在另一段14中提到他年轻时研读过“omnes libros artium quas liberales vocant”（即“所有所谓的自由学艺的书籍”）。综合考量奥古斯丁的所有论述，不难发现他只列出了七门自由学艺，而且他指出这些自由学艺之间有着固定的顺序，并且他对每门自由学艺都颇为了解。他的清单在某个方面颇为引人注目，因为天文学缺席，取而代之的是哲学。这显然源于奥古斯丁对占星术的深恶痛绝，认为它是一种不虔诚的学艺，而他热爱哲学，将哲学置于其次，并认为它是最基础、也是最高级的学科。
但奥古斯丁的清单里为什么只有七门学艺呢？这当然不是偶然。他在这方面有所选择，从他用哲学代替天文学就可以看出。瓦罗曾撰写过关于九门学科的著作，尽管奥古斯丁多次称瓦罗为权威，但他并不遵循瓦罗的数字。这一点很模糊。或许奥古斯丁在马提亚努斯·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的书中知道七门学艺，又或许，尽管在他那个时代，学艺已经确定为七门15，但七门的限制在他心中并不明确。然而，与奥古斯丁相关的重点并非学艺的数量。
现在可以清晰地概括他的地位和影响。经过长期的思考，他最终形成了对学艺的认可，主要是因为学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独特的基督教真理。在他的著作中，确实可以随处找到不同基调的表达。他一度似乎回归到世俗研究无用的观点，尽管不应被禁止；而另一次，他又无所畏惧地提出，无论圣经内外，所有真理都应受到崇敬。这在他自身的经历中，既反映了教会早期僵化的态度，也反映了遥远未来宗教改革的开明态度，但最终却介于两者之间。他的影响力如此巨大，以至于从他那个时代起，教会就坚决致力于宽容甚至鼓励世俗研究。
Martianus Capella｜马提亚努斯·卡佩拉
然而，奥古斯丁并非唯一一位将自由学艺归功于基督教中世纪的人。另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尽管基督教作家起初不愿承认，但其影响来自迦太基的马提亚努斯·卡佩拉。他要么与奥古斯丁同时代，要么更早一些16。他写了一篇寓言式的论文，题为《语文学与墨丘利的联姻》（The Marriage of Philology and Mercury），文风浮夸，充满奇思妙想，被阿普列尤斯（Apuleius）强加于北非的拉丁文化。
因此，这本书不仅在修辞的华丽上令人厌倦，而且常常过于复杂和晦涩，以至于我们很难确定作者在任何特定情况下的特点是由于他做作的风格还是出于某种意图。显得神秘莫测。然而，这篇论文的目的却十分明确。它旨在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描述瓦罗的自由学艺。马提亚努斯（Martianus）本人似乎是自学成才的。他把写书作为冬夜的一项任务，并采用了散文和诗歌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体因瓦罗的混合体的影响而在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以此方式构建，被称为“Saturae”，作为他对自由学艺漫无边际但内容丰富的论述的适当文学容器。因此，他在书的结尾形象地告诉我们，他展示了他的文学女神萨图拉，
“她喋喋不休地把有学问的和没学问的堆在一起，把神圣的事物与世俗的事物混合在一起，把缪斯和众神挤在一起，代表着循环学科在未经雕琢的故事中毫无学问地胡言乱语。17”
“循环学科”（cyclic discipline）是指自由学艺（liberal arts），即古典时代的循环学科（ενκυκλιο παιδεια），它们成为他寓言中的对话者。他的论文由九卷组成，主题是墨丘利（Mercury）与智慧之女语文学（Philology）的婚姻。墨丘利作为文字的发明者，象征着源自天国的希腊学艺，而他的新娘语文学则是代表学校学习的尘世少女。在朱庇特同意神与凡人的结合后，婚礼在闪耀的银河中举行，自由学艺作为七位伴娘。前两卷书讲述了婚礼，后七卷书依次以伴娘的身份论述了七门自由学艺。因此，语法占据第三卷，辩证法占据第四卷，修辞学占据第五卷，几何学占据第六卷，算术占据第七卷，天文学占据第八卷，音乐占据第九卷。这份清单意义重大，因为它与奥古斯丁的清单相符，除了天文学之外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差异并且它与瓦罗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明确省略了医学和建筑学，而这两门学科已经完成了他的“九大学科”。由于没有证据表明奥古斯丁和马提亚努斯·卡佩拉的著作之间存在任何关联，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奥古斯丁不会尊重他纯粹的异教论述，尤其是其中包含对基督教教义的轻蔑（尽管是隐晦的）之语，因此他们在七门自由学艺上的一致看法令人瞩目，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在奥古斯丁时代或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自由学艺是七门。奇怪的是，马提亚努斯·卡佩拉从未想过要重视七门自由学艺的重要性，尽管他在其他方面详细阐述了七门自由学艺的神秘性18。然而，他的限制却是有意为之，因为医学和建筑学很可能（即使不能肯定）是瓦罗九个学科中的两个，但却被明确地拒绝作为伴娘。六位伴娘出现在朱庇特面前并进行了长篇大论之后，众神之父转身问阿波罗，还有多少如此优秀的少女在等待着。阿波罗告诉他，医药和建筑都近在咫尺，但又补充道：“鉴于它们关注的是易逝的尘世之物，与空灵和神圣的事物毫无共同之处，因此理应予以蔑视。”因此， 它们被拒绝入场，而音乐，第七位伴娘，也是“唯一幸存的”天赐学艺，则被允许聆听。19
意思很明确。医学和建筑学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并非纯粹的自由学艺。它们无法提升心智去思考抽象的真理，而是属于尘世的、世俗的，因此不适合与天界（celestials）为伍。它们属于实用且专业的学艺。因此，马提亚努斯对学艺的限制是基于它们作为自由学艺的性质，尽管将其限制为七门并非出于对七门数量的崇敬。在基督教作家眼中，他的学艺是未受洗礼的异教徒，但七门学艺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它们在基督教中的地位。
Boethius｜波爱修斯
继马提亚努斯·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之后，对自由学艺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是哲学家波爱修斯（Boethius，公元481-525年）。波爱修斯的著作在古代哲学史上仅次于马提亚努斯·卡佩拉，他的著作未能融入基督教著作，因此其影响力也未能充分发挥。在自由学艺领域，波爱修斯是最后一个被提及的人物，除了少数带有基督教色彩的表达和术语外，他在其文化中应被视为异教徒。他对教育史的重要性源于他翻译的希腊著作，这些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整个中世纪的教科书。他撰写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关于算术、几何和逻辑的论文的版本或改编本，此外还撰写了亚里士多德和波菲利（Porphyry）的其他著作，以及他自己的几部评论，主要是关于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评论。这些精简的教材是中世纪早期学校从古希腊文化中保存下来的主要内容。波爱修斯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七艺的概述，他的著作中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认为七艺的数量与此相关。他的重要性在于，他的著作被用作教科书，并成为其他学艺作家的参考资料。然而，或许值得注意的是，他似乎是第一个使用“四艺”（quadrivium）一词的人。作为音乐、算术、几何和天文学综合学科的名称。“三艺”（trivium）一词，作为语法、修辞和辩证法的正式名称，也可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无论如何，作为语言和话语基础课程的三艺与后来的科学研究四艺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他的著作中得以体现。
Cassiodorus｜卡西奥多罗斯
与波爱修斯同时代且为友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公元468-569年）也出身贵族家庭。他晚年隐居，远离喧嚣的政坛以及哥特统治下意大利日益野蛮的统治，在卡拉布里亚的修道院避难，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致力于基督教学术研究。他鼓励僧侣们坚持不懈地学习，尤其是抄写手稿，并以此影响了拉丁基督教世界大多数修道会的学习。除了为学术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外，他还孜孜不倦地撰写基督教和世俗主题的著作。他的著作之一名为《论自由文学的学艺与纪律》（On the Arts and Disciplines of Liberal Letters）。此前，他曾撰写过《论圣经信条》（On the Institutes of Sacred Letters），共三十三章，每章代表主在世的每一年。因此，他认为，他的自由学艺著作也应该按照合适的数字划分。当然，七是唯一合适的数字。因此，他在序言开头写道：“现在，我们应该用另外七个适合世俗文学的标题来快速浏览一下我们手头这本书的正文。让我们清楚地理解，每当圣经想要完整地阐述任何事物时（正如它们经常做的那样），它都包含在这个数字之下，正如大卫所说：“我一天七次赞美你”，所罗门也说：“智慧建造了房屋，凿出了七根柱子”。20”这又为圣经本身提供了新的佐证。 奥古斯丁过去一直为自由学艺辩护，认为自由学艺有助于理解圣经，尽管七门自由学艺在他眼中自然会受到青睐，但他从未想过以此为据。卡西奥多罗斯将这种思考视为与学艺相关的新概念，无论在我们看来多么微不足道，它对中世纪的神秘数字崇拜者来说却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学艺有七种，而且只有七种。但这是圣经中代表圆满和完美的数字，因此基督徒必须对它们给予应有的尊重。
他的学艺清单可以在马提亚努斯·卡佩拉的著作中找到，他显然受益于此书。但这些著作并未得到承认，马提亚努斯本人也只是被轻蔑地称为“Satura Doctor”，即不体面的杂烩作家。然而，可以假设的是，卡西奥多罗斯遵循了他在马提亚努斯·卡佩拉著作中找到的学艺清单，尽管他一定厌恶自己毫不掩饰的异教信仰和自命不凡的浮夸风格，然后着手撰写了一部适合基督教使用的概要。 他的记述很简短，既非原创也非有力。关于语法的章节是对罗马最伟大的语法学家多纳图斯著作的删节。他的修辞学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西塞罗。他的辩证法部分来自瓦罗，但主要来自波爱修斯。这实际上是波爱修斯为初学者简化的著作。他把这三门学科语法、修辞和辩证法称为“学艺”（arts），其余四门则称为“学科”（disciplines）。在他的四门学科中，他的算术源自尼各马可（Nicomachus）和波爱修斯（Boethius），他的音乐则来自各种来源，他的几何学主要源自瓦罗以及波爱修斯翻译的欧几里得的少量著作，最后他的天文学则源自波爱修斯。他的著作虽然简略粗略，但不应被轻视，因为其价值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其精神。它有助于将学习的传统牢固地扎根于修道院和学校生活中，延续了几个世纪。
Isidore of Seville｜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
迄今为止，自由学艺或以论文或概要的形式得以保存，但后来一位作家为它们提供了庇护，在第一部百科全书中，它们占据了一席之地。这部著作就是西班牙塞维利亚主教伊西多尔（卒于公元636年）的《词源学》（Etymologies）。在他那个时代，野蛮主义几乎将知识扼杀殆尽，正是由于他的辛勤劳动，我们才得以收集到大量教父和古典时期作家的摘录，这些摘录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所有知识的宝库。尽管他的这部巨著毫无原创价值，充斥着荒谬和幼稚的言论，以至于可以被视为学术倒退的标志，但伊西多尔无疑是他那个时代知识最渊博的人。萨拉戈萨的主教布劳略（Braulio, bishop of Saragossa）不断恳求伊西多尔撰写《词源学》，布劳略是西班牙仅次于伊西多尔的最有学问的人，他证明伊西多尔“在三学科的知识方面非常杰出21。并且完全熟悉四艺”，并且上帝在“这末世”兴起他来，拯救世界免于完全的“质朴”。他的书中简要描述了自由学艺，并明确指出其数量为七种：“Disciplinae liberalium artium septem sunt”（自由学科，七种学艺）22。他对自由学艺的描述完全照搬卡西奥多罗斯的著作。一个半世纪后，阿尔昆钦佩地称他为“西班牙之光”（lumen Hispaniae），以及“他让西班牙无比光明”（cui nihil Hispania clarius habuit23），这些表述清楚地表明，伊西多尔在多么黑暗的环境中才能显得光彩夺目。
这就是自由学艺教父们的谱系，其中波爱修斯、卡西奥多罗斯和伊西多尔成为学校公认的权威，而马提亚努斯·卡佩拉虽然最初未受认可，但也颇具影响力。他们传授的学识未能达到系统展现古代学识的水平，充其量只是学校研究的概要，内容不完整，且常常有错误地修改。毋庸置疑，他们留给中世纪的教诲仅仅浓缩在寥寥数册之中，而这些贫乏的宝藏几乎构成了直至公元八世纪的全部教学内容，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被彻底取代。伊西多尔位列最后，在西欧，野蛮主义不仅摧毁了学术，也摧毁了文明社会，他终结了基督教学校教育的发展。他的时代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黑暗深重，几乎遍及全球。罗马本身已变得野蛮，只有在遥远的英国和爱尔兰，知识之灯才得以点亮，直到阿尔昆之手将知识之灯带到欧洲大陆，才再次闪耀。
中译：基督教教育网 翻译自：《阿尔昆和基督教学校的兴起》第一章：七项自由学艺，作者：安德鲁·弗莱明·韦斯特，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纽约 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出版社 1912 ALCUIN AND THE RISE OF THE CHRISTIAN SCHOOLS, BY ANDREW FLEMING WEST, PROFESSOR IN PRINCETON COLLNO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2
作者简介：韦斯特（Andrew Fleming West）于1853年5月17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1870年至1874年，他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创立了普林斯顿合唱团。毕业后，他在辛辛那提的一所高中教授了六年的拉丁语。West was born in Allegheny, Pennsylvania on May 17, 1853. He studie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from 1870 to 1874. In his final year at Princeton he founded the Princeton Glee Club. After graduating, he taught Latin at a high school in Cincinnati for six years.
脚注
- 希腊语中的“自由科学”是ελε νθερια επιστ μα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VIII，1。 ↩︎
- 韦斯特所说的“文理中学”（gymnasial）指的是起源于欧洲的中学教育，旨在为学生进入大学做好准备。它大致相当于上个世纪注重自由学艺训练的美国预科学校。 ↩︎
- 希腊语中，在哲学教育之前：προ φιλοσοφιας παιδεια . Stobaeus, Sermon. XLL ↩︎
- 形而上学，I2。 ↩︎
- Enkuklios payeia （εγκυκλιο παιδεια） 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纪律学校学习的周期或循环（cycle or circl）”。 “百科全书”（encyclopedia）源于此短语。
译者注：短语ἐγκύκλιος παιδεία (enkýklios payeía) 是希腊语原文。
ἐγκύκλιος (enkýklios) → 字面意思是“圆形的、一般的、全方位的” → 意思是全面或全面的形式。
παιδεία (paideía) → “教育、养育、训练” → 在希腊文化中，它意味着一个人思想和性格的全面发展。
因此，ἐγκύκλιος παιδεία 的意思是“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或“完整的教育课程”。 ↩︎ - 演讲制度，第一章。10，1.里奇尔，《作品》，III，354。Institutio Oratio, I, cap. 10, 1. Ritschl, Opuscula, III, 354. ↩︎
- 《基督教教义》第二卷，第17章。 ↩︎
- 《基督教教义》第二卷，第40章。 ↩︎
- 《基督教教义》第二卷，第42章。 ↩︎
- 撤回，1，第6章。 ↩︎
- 语言学论文，III，354。 ↩︎
- 在任何关于学艺的概括性论述中，他似乎也从未承认少于七门的学科。诚然，在另一部著作《论秩序》（De Ordine，第二卷）中， 他虽然没有正式列出清单，但给出了概括性的描述，只列举了六门语法、修辞、辩证法、音乐、几何学、天文学。但他描述了七门学科， 因为他把算术，或称“数”，归入了几何学的范畴。因此，在这部著作中，他处理的学科与《撤回论》中的相同，只是他钟爱的哲学被传统的几何学所取代。 ↩︎
- 论秩序，11，16。 ↩︎
- 《忏悔录》，IV，第16章，30。 ↩︎
- 可能受到亚历山大的影响，但我们目前无法追溯。 ↩︎
- 在1866年艾森哈特（Eyssenhardt）版本出现之前，《马提亚努斯·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的成书日期通常被认为是公元5世纪或6世纪。艾森哈特证明，马提亚努斯·卡佩拉的著作必定写于公元439年汪达尔人摧毁迦太基之前，但无法确定具体时间。帕克（Parker）则认为，该书写于拜占庭被称为君士坦丁堡之前，即公元330年之前。（《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1890年7月，第444-446页） ↩︎
- Loquax docta indoctis adgerans / Fandis tacenda farcinat, immiscuit / Musas deosque, disciplinas cyclicas / Garrire agresti cruda finxit plasmate (Book ix, closing lines). ↩︎
- pp. 262 and 265, Eyssenhardt’s edition, 1866. ↩︎
- “Super pater . . . qui probandarum (=atrium) numerus superesset . . . exquirit. Cui Delius Medicinam suggerit Architec-tionicamque in praeparatis adsistere, ‘sed quoniam his mortalium rerum cura terrenorumque sollertia est nec cum aethere quicquam habent superisque confine, non incongrue, si fastidio respuuntur’” (p. 332). After further talk Jupiter answers “Nunc igitur praecellentissimam feminarum Harmonicam (= Musicam) que Mercurialium sola superset audiamus” (p. 336, Eyssenhardt’s edition). ↩︎
- “Nunc tempus est ut aliis septem titulis saeculorum litterarum praesentis libri (textum) percurrere debeamus . . . Sciendum est plane quoniam frequenter quidquid continuum atque perpetuum Scirptura Sancta vult intelligri, sub isto numero comprehendit; sicut dicit David: ‘Septies in die laudem dixi tibi’ . . . Et Solomon: ‘Sapentiae aedificavit sibi domum excidit columnas septem’” (Migne, Patrologia Latina, LXX, 1150). ↩︎
- 我能找到的最早的例子是 trivium 作为名称或前三门自由学艺。The earliest instance I can find of trivium as a name or the first three liberal arts. ↩︎
- Etymologies, I, 2. ↩︎
- Alcuin, Ep. 115, p. 477, Jaff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