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主义与宗教｜凯波尔-加尔文主义讲座(6-2)

Lectures on Calvinism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October 10, 1898: The Stone Lectures 英文原稿PDF下载

亚伯拉罕 凯波尔 Abraham Kuyper 1837-1920 第二讲 加尔文主义与宗教 基督教教育网站翻译

我在上一篇演讲中得出的结论是：首先，科学地讲，加尔文主义意味着新教的完全发展，导致人类发展进入一个更高、更丰富的阶段。其次，现代主义（Modernism）的世界观，其起点是法国大革命，它所能享有的最高荣誉，就是对加尔文主义所宣扬的辉煌理想进行了无神论的模仿，因此没有资格获得引领我们走向更高的荣誉。最后，任何人如果拒绝无神论作为基本思想，就必须回到加尔文主义，而不是恢复其陈旧的形式，是再次抓住加尔文主义的原则。体现这些原则的形式，要适合我们这个世纪要求，从而恢复新教思想所需的统一性，并恢复新教实践生活中缺乏的活力。

因此，在我这次关于“加尔文主义和宗教”的演讲中，首先我将试图说明加尔文主义在我们敬拜至高者的核心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加尔文主义在宗教领域从一开始就占据着独特而惊人的地位，这一事实无人否认。它好似借着一记奇招，创造了自己的信仰告白、自己的神学、自己的教会组织、自己的教会纪律、自己的崇拜（Cultus）和自己的道德实践（Moral Praxis）。持续的历史调查越来越肯定地证明，所有这些新的加尔文主义宗教生活形式都是其基本思想的逻辑产物，是同一原则的体现。在这个相同的领域，现代主义的彻底徒劳的企图显明出来的完全无能，衬托出加尔文主义的能量。自从进入“神秘”时期以来，欧洲和美国的现代主义认识到，有必要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宗教生活开辟一种新的形式。理性主义（Rationalism）光彩夺目不到百年，唯物主义就正从科学的行列中撤退。一种空洞的虔诚再次发挥出诱人的魅力。每天投身一下神秘主义暖流，正成为时尚。这种现代神秘主义带着近乎感官的愉悦，从某种无形无尽的杯中畅饮着醉人的琼浆玉液。甚至有人打算在曾经如此庄严的清教徒建筑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新的宗教和仪式，作为宗教生活的更高进化。在最近这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人们一直承诺要为这座新圣殿举行落成典礼和隆重的开幕仪式。结果是不了了之，看不到什么效果。一些假说的纠缠没产生任何建设性原则，甚至连个转变的起头都看不到。贫瘠的土地连个芽都没有发出来。——现在，与此相反。看看16世纪宗教的伟大精神，一举将整个宗教大厦摆在了惊讶的世人面前，以最好的经文风格建造而成。整个建筑完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大多数观众都没留意地基的奇妙结构。在现代宗教思想所创造的一切中，我不会说那是出自大师手笔，而是业余人士的拙劣堆砌。——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家庭，也几乎没有哪个孤独的灵魂（奥古斯丁语）能找到安息之所（requiescat）来抚慰他那“破碎的心”。而那位日内瓦改教家，凭借他的强大的精神力量，为五个国家，一次再而加上三个世纪，提供了人生的指导，将心灵举到万灵之父前，带来了永远的圣洁的和平。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这种奇妙能量的秘密是什么？请允许我摆上答案——首先是宗教本身，其次是教会生活中体现的宗教，最后是实践生活中宗教的成果。

宗教本身的四大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宗教本身。这里出现了四个相互依存的基本问题：

• 1. 宗教是为了上帝而存在，还是为了人而存在？
• 2. 它必须直接运作还是需要中介？
• 3. 它的运作是否只能是部分的，还是必须包含我们整个人的存有和存在（being and existence）？
• 4. 它有正常的特征，还是必须表现出反常的，即救赎论的（soteriological）特征？

加尔文主义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是：

• 1. 人类的宗教不应该是人本的（egotistical），不应该是为了人而存在，而应该是理想的，为了上帝而存在。
• 2. 它不能通过人的干预而间接运作，而是直接从内心运作，
• 3. 它不能是局限的，因为它与生活并行，而必须持定我们的整个存在。
• 4. 它的特征应该是救赎论的，也就是说，它不应该源于我们的堕落本性，而应该源于新人，通过重生（希腊文 palingenesis）而恢复到他原本的标准。

那么，请允许我依次阐述这四点。

1. 宗教为上帝而存在

现代宗教哲学将宗教的起源归因于一种潜能。而这种潜能不可能是宗教的起源，它只是宗教的支持者和保存者。它把芽的死支柱误认为活芽本身。人们非常正确地注意到了人类与宇宙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对比；现在，宗教作为一种神秘的力量被引入，试图增强人类对抗如此致命恐惧的宇宙巨大力量的能力。意识到自己不可见的灵魂对有形身体的统治后，人就进而推断，大自然也一定受到某种隐藏的精神力量的推动。因此，人首先从万物有灵的角度解释，大自然运动是一支内在灵性军队的结果。人试图捕捉它们、召唤它们、为自己所用。然后，从这种原子论（atomistic）的观念上升到更全面的观念，人开始相信有位格的神的存在，期望这些超越自然之外的神灵能够有效地帮助自己对抗自然的邪恶力量。最后，他抓住了灵性与物质性之间的对比，向至高的灵（the Supreme Spirit）致敬，认为它超越了一切可见的东西。到最后，人又放弃了对这种超然的灵的信仰，认为它只是一种人格存在。人被自己人类精神的崇高所吸引，向非人格化的理想事物俯伏下拜。在这种自我崇拜中，人认为自己是值得被崇拜的化身。但无论这种自我中心的宗教发展到什么阶段，它都从未克服其主观性，始终是一种为人而存在的宗教。为了召唤在大自然面纱背后徘徊的那些个灵，人们信奉宗教，希望将自己从宇宙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喇嘛教士将恶灵禁锢在自己的罐中；祈求东方的自然神灵来抵御自然力量；崇拜希腊的崇高神灵以超越自然；或者唯心主义哲学将人自身的灵魂作为崇拜的真正对象；——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形式中，它一直是一种为人而培育的宗教。其目的是为了人的安全、自由、提升，为了战胜死亡。即使这种宗教发展成为一神教，它所崇拜的神灵依旧是为帮助人而存在，为确保国家的良好秩序和安宁而存在，在人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和解脱（deliverance）。或者是为了在与罪恶的堕落影响进行不懈斗争的过程中，加强人类心灵中更崇高的驱动。结果，所有这些宗教在饥荒和瘟疫时期都蓬勃发展，它在贫穷和受压迫的人中蓬勃发展，在卑微和弱小的人中扩展；但在繁荣时期，它却萎靡不振，无法吸引富人，被那些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抛弃。一旦文明程度较高的阶层享受到安宁和舒适，且因科学的进步而渐渐感到摆脱了宇宙的压迫，他们就会扔掉这些宗教的拐杖，嘲笑一切神圣的东西，而用自己可怜的双腿蹒跚前行。这是自我中心宗教的致命结局——一旦自我中心的兴趣得到满足，它就会变得多余并消失。这是过去所有非基督教国家宗教的发展历程，在我们这个世纪，同样的现象也在社会上较高、更富有、更有文化的阶层中，名义基督徒当中重演。

现在加尔文主义的立场与这一切截然相反。它并不否认宗教也有其人性和主观的一面；它并不否认这样的事实：宗教因我们在需要时寻求帮助和在面对感官激情时寻求精神升华的倾向而得到促进、鼓励和加强；但它坚持认为，在这些偶然的动机中寻求宗教的本质和目的，颠倒了事物的正确顺序。加尔文主义者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宗教产生的果实，或支持宗教的支柱，但他拒绝将它们视为宗教存在的原因。当然，宗教本身也为人类带来了祝福，但它并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上帝不是为了他的创造而存在的；被造物是为了上帝而存在的。正如圣经所说，他为自己创造了一切。

因此，上帝甚至将宗教表达赋予了整个无意识的自然，包括植物、动物和儿童。

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 (民数记14:21 B 和合本)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诗篇 8:1 和合本)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篇 19:1 和合本)

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诗篇 8:2 和合本)

霜冻和冰雹、雪和蒸汽、深渊和飓风——一切都在赞美上帝。但是，正如整个创造在人身上达到顶峰一样，宗教也只在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身上找到其清晰的表达，这并不是因为人类寻求它，而是因为上帝自己植入了宗教的种子（semen religionis），正如加尔文所定义的那样，播种在我们人类的心中。

上帝亲自通过 sensus divinitatis（神圣感应 the sense of the Divine）使人虔诚，他使这种神圣的感觉拨动人心弦。人犯罪的结果，就是欲求的声音打断了这种神圣旋律的纯粹和谐。在其原始形式和自然状态下，宗教完全是一种提升和合一的尊崇和敬拜的情感，而不是一种割裂和压抑的依赖感。正如宝座周围的六翼天使的赞歌是不间断的“圣哉！圣哉！圣哉！”（赛6:3）一样，地上人类的宗教也应该包括对上帝荣耀的回应，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和启示者。宗教中每个动机的出发点都是上帝而不是人。人是工具和手段，唯有上帝才是目标、出发点和终点，是源泉，同时也是水最终回归的海洋。离开宗教就是放弃我们存在的最高目标；除上帝之外，不要贪图其他的存在；只渴望上帝的旨意而无它，全心全意地沉浸在主名的荣耀中，这就是所有真正宗教的核心。“…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路11:2），这是三重请求，是所有真正宗教的表达。我们的口号必须是——“先求神的国”，然后再考虑自己的需要。首先要承认三位一体上帝的绝对主权；因为万物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因此，我们的祷告仍然是所有宗教生活的最深刻表达。这是加尔文主义所坚持的宗教基本概念，迄今为止，没有人发现过比这更高的概念。因为不可能找到比这更高的概念。加尔文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圣经》和基督教本身的基本思想，在宗教领域中，引领人们实现最高理想。我们这个世纪的宗教哲学，在其最大胆的飞跃中，也从未达到过比这更高的观点或更理想的概念。

2. 宗教是直接的

所有宗教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它是否必须是直接的，还是中介的。上帝和灵魂之间是否必须有一个教会、一个牧师，或者像古时候那样，一个巫师、一个神圣奥秘的施行者，还是应该抛弃所有中介环节，让宗教的纽带直接将灵魂与上帝联系起来？现在我们发现，在所有非基督教的宗教中，毫无例外，人类中介都被认为是必要的。在基督教的领域中，在圣母玛利亚、天军、圣徒和殉道者以及神职人员的祭司等级制度中，代祷者再次登场；尽管路德反对所有祭司的中介，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教会，以其“ecclesia docens”（教导教会）的名义重新确立了中介和奥秘事管家的职责。在这一点上，也只有加尔文，他才完全实现了纯粹属灵宗教的理想。在他看来，宗教必须“无中介介入”（nullis mediis interpositis），即没有任何受造物的介入，实现上帝与人心之间的直接交流。这并不是因为对牧师的仇恨，也不是因为低估殉道者的价值，也不是因为低估天使的重要性，而只是因为加尔文感到有义务维护宗教的本质和上帝在宗教中的荣耀，他绝对没有丝毫的屈服或动摇，他以圣洁的愤慨，向灵魂与上帝之间的一切中介宣战。当然，他清楚地认识到，为了适应真正的宗教，堕落的人需要一位中保（Mediator），但这样的中保在任何人类身上都找不到，只有神人，只有上帝自己才能成为这样的中介。而且这种调解不能由我们来确认，而只能由上帝来确认，通过圣灵居住在重生之人的心中来确认。

在所有宗教中，上帝本身必须是积极的力量。必须是他使我们虔诚，必须是他赐予我们宗教倾向，除此之外，我们仅有力量来组织和表达他亲自在我们内心深处激起的深刻宗教情感。有人认为加尔文只是奥古斯丁的翻版，在此我们看到其错误。尽管奥古斯丁崇高地承认了上帝的神圣恩典，但他仍然是一名主教。他保持了三位一体上帝和普通人之间的中介地位（intermediate position）。尽管他是当时最虔诚的人中的佼佼者，但他对普通人彻底宗教的主张却知之甚少，以至于在他的教义中，他称赞教会是神秘的供应者（Purveyor），上帝将所有恩典都流向教会的怀抱，所有人都必须从教会的宝藏中接受它。因此，只有肤浅地将注意力局限于预定论的人才会混淆奥古斯丁主义和加尔文主义。为了人类而存在的宗教意味着人必须充当同胞的调解人。为了上帝存在的宗教则无情地排除了一切人类的中保。只要宗教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帮助人类，只要人们认为人类应该通过虔诚而得到恩典，那么虔诚程度较低的人自然会寻求更虔诚的人的中保。另一个人必须为他获得他自己无法获得的东西。树枝上的果实挂得太高了，因此，更高的人必须摘下来，传给他无助的同志。相反，如果宗教的要求是每个人的内心都必须荣耀上帝，那么就没有人可以代表另一个人出现在上帝面前。那么每个人都必须亲自出现，为自己而出现。宗教只有在信徒的普遍祭司职位中才能实现其目标。即使是新生的婴儿也必须从上帝那里获得宗教的种子；如果婴孩未受洗礼就夭折了，它也不是必然被送往无辜的前厅（a limbus innocentium）¹。如果是被上帝拣选的婴孩，那就可以像长者一样能永远与上帝进行个人交通。

在宗教问题中，第二点的重要性是无法估量的，因为其在认信个体蒙拣选（the confession of personal election）方面达到了顶峰。一方面，所有宗教都必须倾向于使人得自由，以便他可以清晰的表达上帝在人的无意识本性上烙下的普遍宗教情感。另一方面，每次在宗教领域出现一个牧师或巫师，都会给人类的精神带来束缚，这种束缚越是令人痛苦，虔诚就越是狂热。在罗马教会，即使在今天，天主教徒也最严格地被教士的枷锁所束缚。只有虔诚度下降的罗马天主教徒，才能通过放松与教会联系的纽带来获得部分自由。在路德宗教会中，教士的枷锁没有那么束缚人，但还远远没有完全放松。只有在持守加尔文主义的教会中，我们才能找到属灵独立，这种独立使得信徒在必要时，为了上帝的缘故，可以反抗教会中最有权势的神职人员。只有亲自站在上帝面前，享受与上帝不间断的交流的人，才能适当地展现自由的光辉。无论在荷兰还是法国，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历史的结果都无可否认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专制主义已经找到了最不可战胜的对手，而良心自由也已经找到了最勇敢、最坚决的捍卫者，那就是加尔文的追随者。归根结底，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每一次神职人员的干预，其结果都必然是宗教外化，并用祭司的（sacerdotal）形式扼杀宗教。只有当所有神职人员的干预都消失的时候，当上帝永恒的主权拣选将内心的灵魂直接与上帝本身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当神圣的光芒直接照进我们内心深处的时候，只有在内心深处，宗教才能在最绝对的意义上获得理想的实现。

3. 宗教是普世的

这自然而然地引出了第三个宗教问题：宗教是局部的？还是统管一切、包罗万象的——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否普世（universal）的？现在，如果宗教的目的在于人本身，而其实现又依赖于神职人员的中介，那么宗教就只能是局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合乎逻辑的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宗教信仰限制在：生活中那些能激发他宗教需求的事件中，以及他有人为中介可利用的场合中。这种宗教的局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宗教兴盛，必须通过宗教机构、在一定领域（sphere）里、以及在一定的人群中。

最近的争论为第一个限制提供了一个恰当的例证。当代的智者认为宗教必须退出人类智力的领域。宗教必须寻求通过神秘的感觉或实用的意愿来表达。神秘和道德倾向在宗教领域中被热情地推崇，但在同一领域中，智力由于会导致形而上学的幻觉而必须被压制。形而上学和教义学越来越受到禁忌，而不可知论（Agnosticism）则高声地称赞为大谜团的永恒答案。在情感和感觉的河流上，航行是免费的，道德活动成为检验宗教黄金的唯一试金石，但形而上学却被避免，因为它会让我们淹没在沼泽中。任何以不证自明的教义（axiomatic dogma）而自居的东西，都被视为非宗教的违禁品而遭到拒绝。尽管这些学者尊崇为宗教天才的基督曾最郑重地教导我们：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太 22:37 和合本)

Jesus said to him, “‘You shall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nd.’(Matthew22:37 NKJV)

但相反，他们却冒险认为我们的思想或智力不适合在这个神圣的领域中使用，也不符合宗教机构的要求。

因此，宗教器官不是存在于我们整个存有中，而是只存在于一部分之中，仅限于我们的感情和意志，因此宗教生活领域也必然具有同样的局限性。宗教被排除在科学之外，其权威也排除在公共生活领域之外；从今以后，内室、祈祷室和心灵的秘密应成为其专属居所。康德在其格言（德语：du sollst 你应该）²中将宗教的范围限制在伦理生活内。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秘主义者将宗教放逐到情感的隐蔽处。其结果是，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宗教曾经是人类生活的中心力量，现在却被置于边缘；远离尘世的繁华，人们认为它隐藏在遥远而几乎私密的隐蔽处。

这自然而然地把我们引向了这种偏颇的宗教观的第三个特点——宗教并不属于所有人，而只属于我们这一代虔诚的人群。因此，宗教器官的局限性导致了其应用场合的局限性，而其范围的局限性又导致了其在人群中的群体或圈子的局限性。正如人们认为艺术有自己的器官、自己的领域，因此也有自己的信徒圈子一样，根据这种观点，宗教也必须如此。事实上，大多数人几乎缺乏神秘感和强大的意志力。因此，他们要么没有感知到神秘主义的光辉，要么无法做出真正虔诚的行为。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对无限（the Infinite）的感觉，或者充满了神圣的能量，在这些人当中，虔诚和宗教在他们的想象力和实现能力方面最为蓬勃发展。

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罗马逐渐越来越倾向于同样的偏颇观点。她只了解她自己教会中的宗教，并认为宗教的影响仅限于她所奉献的那部分生活。我完全承认她试图尽可能地将所有人类生活带入神圣的领域，但这个领域之外的一切，没有受到洗礼、没有被她的圣水洒过的一切，都缺乏真正的宗教效力。罗马在神圣与世俗生活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同时又根据宗教强度的不同，将自己的神圣区域细分——神职人员和修道院构成至圣所，虔诚的俗人构成圣所，因此将外院留给那些虽然受过洗礼但仍喜欢教堂礼拜而往往沉溺于世俗罪恶乐趣的人——这种限制和划分制度最终导致外院中九成的实际生活被置于宗教之外。因此，宗教变得不完整，从平常的日子到节日，从繁荣的日子到危险和疾病的日子，从充实的生活到临近死亡的时刻。二分的体系在狂欢节的实践中得到了最强烈的体现，在大斋节期间，宗教完全控制了灵魂，但在陷入这片阴郁的深谷之前，也给肉体留有充分的机会，即使没有欢笑和愚蠢，也能将满杯的快乐一饮而尽。

现在，加尔文主义完全反对这种观点，加尔文主义为宗教辩护，认为宗教具有彻底的普世性（universal）特征和普遍的（universal）适用性。如果万物都是为了上帝而存在，那么整个造物界都必须荣耀上帝。太阳、月亮、天空中的星星、空中的飞鸟、我们周围的整个自然界，但最重要的是人类自己，人类像祭司一样，必须把整个造物界和其中所有生机勃勃的生命都奉献给上帝。尽管罪恶已经使大部分造物界丧失了上帝的荣耀，但要求——理想——仍然是不变的，即每个被造物都必须沉浸在宗教的洪流中，最终作为宗教祭品献在全能者的祭坛上。因此，对于加尔文主义者来说，局限于感觉或意志的宗教是不可想象的。被造物祭司的神圣膏油必须延伸到他的胡须和衣服的下摆。他的整个存在，包括他的所有能力和力量，都必须充满神圣情感（sensus divinitat）。那么他怎么能排除他的理性意识——他内在的逻各斯——来自上帝本人的思想之光，来照耀他呢？在他情感的地下世界和意志的发挥中拥有上帝，但在他内心的自我、意识和思想的中心却没有上帝；在研究本性方面有固定的起点，在实践生活中有公理为堡垒，但在关于造物主本身的思想中，却没有固定的支点——对于加尔文主义者来说，所有这些都是对永恒逻各斯的否定（the Eternal Logos）。

加尔文主义者也认为宗教领域及其在人类中的影响范围具有同样的普世性。上帝在创造万物时，赋予了其存在不可改变的法则。由于上帝已为所有生命制定了这些法则和条例，因此加尔文主义者要求所有生命都应服侍上帝，并严格遵守。因此，加尔文厌恶局限于密室、牢房或教堂的宗教。他与诗篇作者一样，呼吁天地、呼吁万民万国将荣耀归于上帝。上帝存在于所有生命中，其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力量影响着一切生命，人类生活的任何领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宗教，即人们应赞美上帝、遵守上帝的条例。在每项工作中都应充满热切、恒切的祷告。无论一个人身处何方，无论他做什么，无论他从事什么工作，无论是农业、商业、工业，还是他的心灵，无论是艺术还是科学，他都始终站在上帝面前，服侍上帝。他必须严格服从上帝，最重要的是，他必须以上帝的荣耀为目标。因此，加尔文主义者不可能将宗教局限于一个群体或人类的某些圈子。宗教关系到我们整个人类。人类是上帝的创造。这是他的奇妙作品，是他的绝对财产。因此，全人类都必须敬畏上帝，无论年老还是年少，无论高低贵贱，不仅是那些已进入上帝奥秘的人，而且是那些仍然站在远处的人。因为上帝不仅创造了所有人，他不仅是所有人的一切，而且他的恩典也延伸到各个方向，不仅作为一种特殊的恩典，给予选民，而且作为一种普遍的恩典（gratia communis），给予全人类。可以肯定的是，教堂里集中了宗教之光和生命，但这座教堂的墙壁上开着宽阔的窗户，通过这些宽敞的窗户，永恒之光必须照耀整个世界。这是一座建在山上的城，每个人都可以远远地看到它。这是一种神圣的盐，它渗透到各个方向，抑制一切腐败。即便那些尚未吸收更高层次的光明，或者可能对此视而不见的人，也同样受到告诫，在所有事情上都要荣耀主之名。所有片面的宗教都会将圣俗二分楔入生活，但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永远不会放弃宗教一元论（monism）的标准。一个至高无上的呼召必须给所有人类生命打上一元性的烙印，因为一个上帝维护和保护着它，就像他创造了万有一样。

4. 宗教是救赎论的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第四个主要问题，即宗教必须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或者说，救赎论（soteriological）的？我在这里想到的区别与这样一个问题有关，在宗教问题上，我们是否必须事实上将人目前的状况视为正常，还是视为已经陷入罪恶，因此变得不正常。在后一种情况下，宗教必须具有救赎论的特征。现在，目前流行的观点倾向于认为宗教必须从“人是正常的”而出发。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人类整体都应该符合最高的宗教规范。没人这样认为。每个人都知道如此陈述的荒谬。事实上，我们遇到了很多不信的人，不完善的宗教发展仍然是常态。但正是在从最低形式到最高理想的缓慢而渐进的过程中，这种正常宗教观声称其所需要的发展过程已经得到了证实。根据这种观点，宗教的最初轨迹出现在动物身上，出现在崇拜主人的狗身上，然后随着智人从黑猩猩进化而来，宗教也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从那时起，宗教经历了所有音阶。目前，它正致力于摆脱教会和教义的束缚，被认为再一次进入了更高的阶段，即对未知无限的无意识的感受。现在，这套理论又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推翻。那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不否认动物身上具有人类的许多特征，也不否认动物是按照人的形象创造的（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话），就像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一样，但它坚持认为第一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是完美的，也就是说，他被一种纯洁而真实的宗教所感染，因此解释了异教中许多低级、不完美和荒谬的宗教形式，这不是他被造的结果，而是他堕落的结果。这些低级和不完美的宗教形式不应被理解为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而应被理解为可悲的堕落——这种堕落本质上使得只有通过救赎论的方式才能恢复真正的宗教。现在，在这两种理论之间做出选择时，加尔文主义毫不犹豫。加尔文主义者自己也在上帝面前思考这个问题。上帝的圣洁对他们印象极深，以至于罪咎感立刻撕裂了他们的灵魂，罪恶的可怕本质仿佛以无法忍受的重担压在他的心上。每一次将罪恶作为通往完美之路的一个不完美阶段这种解释，都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他们认为这是对上帝威严的侮辱。他们从一开始就相信巴克尔（Buckle）在《英国文明史》³中用经验证明的同一真理，即罪恶的表现形式可能展示出某种渐进完善，但人类心灵的道德状况本身在所有世纪中都保持不变。三千年前，从至深处（de profundis⁴），大卫的灵魂向上帝呼喊，与16世纪上帝每个儿女的忧伤灵魂仍然以不减的力量发出回应。罪的败坏是人类一切苦难的根源，没哪个地方比加尔文这里更深刻。加尔文主义者依据经文对地狱和诅咒所作的断言中，也并不是粗鲁无礼，而是对生命的极度严肃的清醒。那无所畏惧的勇气，来自于对至高者圣洁的坚定信念。嘴里流淌出最温柔、最有说服力的话语的上帝，自己不是也最坚定、最反复地说过“外面的黑暗”（太22:13）、“无法扑灭的火”和“不死的虫”吗？（可9:48）在这一点上，加尔文也是对的，因为拒绝同意这些话只不过是缺乏彻底的一致性。这表明我们在承认上帝的圣洁和罪的破坏力时缺乏诚意。相反，在这种对罪属灵经历中，在这对人生愁苦的实际思考中，在这种对上帝的圣洁的崇高印象中，在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中，加尔文主义者找到了：1）首先需要重生（Regeneration）才能真实存在；2）其次需要启示（Revelation）才能有清晰意识。

现在的主题并不是让我详细谈论重生，即上帝直接将扭曲的生命之轮重新摆正的行为。但我有必要就启示和圣经的权威说几句话。施魏策尔（Schweizer）⁵等人非常不恰当地将圣经描述为改革宗信仰的唯一正式原则。真正的加尔文主义的概念要比这深刻得多。加尔文的意义体现在他的唯独圣经的必须（the necessitas S. Scripturae）⁶中，即圣经启示的必须。对加尔文来说，这种唯独圣经之必需是圣经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必然表达，即使到现在，也正是这种教义让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今天的加尔文主义者认为圣经批判和批判性稀释就等于抛弃基督教本身。在堕落之前的乐园里，没有圣经，在将来乐园的荣耀里也不会有圣经。当大自然点燃的清澈之光直接向我们说话，上帝的内在话语以其原始的清晰度在我们心中响起时，所有人类的话语都是真诚的，我们内耳的功能也得到了完美的发挥，我们为什么需要圣经呢？哪个母亲在自己的亲人围着她的膝盖玩耍，上帝允许她尽情享受他们的爱时，却沉浸在“我们孩子的爱”的论文中呢？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通过自然和我们自己的内心与上帝的直接交流已经消失。罪带来了隔绝。如今对圣经权威的反对仅仅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我们的状况仍然正常，我们的宗教不需要救赎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再需要圣经。它实际上成为一种障碍，让你感到不舒服，因为它在上帝和你的心之间插入了一本书。口头交流让写作远离。当阳光明亮地照进你的房子时，你会关掉电灯，但当太阳消失在地平线以下时，你就会感到需要necessitas luminis artificiosi，也就是人造光源。每个住所都会点亮人造的灯。现在宗教问题就是这种情况。当没有雾气遮挡我们眼睛中神圣威严之光时，为什么还需要脚前的灯或路上的光呢？但是，当历史、经验和意识共同承认天堂纯净而充足的光芒已经消失，而我们正在黑暗中摸索时，那么，就必须为我们点燃一种不同的光芒，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一种被造的光芒——这种光芒就是上帝在他的圣言中为我们点燃的。

因此，对于加尔文主义者来说，圣经的必要性并不在于推理，而在于圣灵的直接见证（testimonium Spiritus Sancti）。我们的灵感理论是历史演绎的产物，对圣经的每一个正统宣言也是如此。但是，圣经将灵魂吸引过来的磁力，就像磁铁吸引钢铁一样，不是衍生的，而是直接的。所有这些发生的方式，既不魔幻（magical）也不是深不可测的神秘（unfathomably mystical）而是清晰易懂的。上帝使我们重生，也就是说，他重新点燃了我们心中被罪恶吹灭的灯。这种重生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随着重生之道渗透到我们的意识中而愈演愈烈。现在，在圣经中，上帝向重生者揭示了一个思想世界、一个活力世界、一个充满美好生活的世界，这个世界与他的平凡世界截然相反，但却与他心中涌现的新生命奇妙地一致。因此，重生者开始猜测在他自己灵魂深处激荡的是什么，以及圣经向他揭示的是什么，从而了解他周围世界的空虚和圣经世界的神圣现实，一旦这对他来说成为确定的事实，他就亲自接受了圣灵的见证。他内心的一切都渴望众光和众灵之父。在圣经之外，他只发现了模糊的影子。但现在，当他向上看时，透过圣经的棱镜，他重新发现了他的父和他的上帝。因此，他不给科学设下任何枷锁。如果有人想批评，就让他批评吧。这种批评甚至有望加深我们对圣经大厦结构的了解。只有加尔文主义者不会允许批评者暂时将棱镜从他手中夺走，因为棱镜可以将神圣的光线分解成绚丽的色彩。无论诉诸内心的恩典，无论指出圣灵的果实，都无法使他抛弃罪人宗教的救赎论立场的必要性。作为单纯的实体，我们与植物和动物的生命无异。我们与孩子、沉睡的人，甚至失去理智的人的无意识类似。我们作为高等存在和完全清醒的人，其区别就在于我们具有充分的自我意识。因此，如果宗教作为最高生命功能，也要在自我意识的最高领域中发挥作用，那么，除了内在再生的必要性（the necessitas of inward palingenesis）之外，救赎论宗教还要求一种辅助光的必要性，即在我们的昏暗中点燃启示。这种辅助光来自上帝，由人类传递给我们，在祂的圣言中照耀着我们。

总结我们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宗教的四大问题中，加尔文主义都以适当的教义表达了其信念，并且每次都做出了选择，即使在三个世纪后的今天，这种选择仍然满足了最理想的需求，并为更加丰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首先，它认为宗教不是功利主义或幸福主义（eudaemonistic）⁷意义上的、为了人类而存在的宗教，而是为了上帝，而且只为上帝而存在。这是它的上帝主权教义。其次，在宗教中，上帝和灵魂之间不应有任何受造物的中介——所有宗教都是上帝本人在内心深处的直接工作。这是拣选教义。第三，宗教不是局部的，而是普遍的——这是普遍恩典的教义。最后，在我们有罪的状态下，宗教不可能是正常的，而必须是救赎论的——这是它在重生和唯独圣经的必要性的双重教义中的地位。

教会生活中体现的宗教

在考虑了宗教本身之后，现在我们来谈谈教会，作为其组织形式，或者外在现象，我将分三个连续的阶段介绍加尔文主义关于基督教会在世上的本质（the Calvinistic concept of the essence）、表现（the manifestation）和目的（the purpose）的概念。

1. 教会的本质 Concept of the Essence

对于加尔文主义者来说，教会的本质是一个属灵有机体，包括天上与地下，但目前它的中心和行动的起点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可以这样理解：上帝以地为中心创造了宇宙，也就是说，祂将这个宇宙的属灵中心放在我们的星球上，并使地球上自然界的所有分支最终集中在人类身上，作为祂形象的承载者，祂呼吁将宇宙奉献给祂的荣耀。因此，在上帝的创造中，人是先知、祭司和君王，尽管罪恶扰乱了这些崇高的设计，但上帝仍在推动他们前进。上帝是如此爱祂的世界，以至于以爱子的身份将自己赐给了这个世界，因此祂再次将人类、以及通过人类把他的整个宇宙，带入了与永生的更新的联络。诚然，人类之树上有许多枝叶脱落，但树本身将在基督的新根上得救；它将再次绽放出光彩。因为重生并不是把拯救的几个孤立的个体机械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堆。重生拯救了我们人类的有机体本身。因此，所有重生的人的生命形成一个有机体，基督是头，其成员通过与基督的奥秘连接而合一。但在第二次降临以前，这个新的包罗万象的有机体不会显现为宇宙的中心。目前它是隐藏的。在这里，在地球上，它只能隐约可见它的轮廓。在未来，这座新耶路撒冷将从上帝那里降临，从天上降临。但现在，它从我们的视线中收回了它看不见的奥秘中的光芒。因此，真正的圣所现在就在天上。高处有赎罪坛和祈祷香坛；高处是基督，他是唯一的祭司，按照麦基洗德的条例，在圣所的祭坛上，在上帝面前侍奉。

现在，过渡时期，教会越来越忽视了这种天国特征——她的本质已经变得世俗化。圣殿又回到了尘世，祭坛用石头重建，祭司等级制度也重新建立起来，负责祭坛的管理。接下来，当然有必要在世上重新进行有形的献祭，这最终使教会创造了弥撒这种没有流血的献祭。加尔文主义反对这一切，它并不反对原则上的祭司制度，也不反对祭坛本身，也不反对献祭本身，因为祭司的职分（office）并不会消失的，每个知罪的人都会在自己的内心意识到绝对需要赎罪祭（propitiatory sacrifice）；但为了废除所有这些世俗的附属物（paraphernalia），为了呼召信徒再次抬头仰望真正的圣所，在那里，我们唯一的祭司基督在唯一真正的祭坛上作执事。这场战斗不是指向祭司职分（sacerdotium），而是针对圣餐献祭的教义（sacerdotalism）⁸，加尔文一人坚持不懈地战斗到底。路德宗和圣公会信徒在地上重建了一种祭坛；只有加尔文主义敢于彻底废除它。因此，在圣公会信徒中，地上的祭司制度得以保留，甚至以等级制度的形式保留下来；在路德宗国家，君主成为最高主教，教会等级划分也得到效仿；但加尔文主义宣称所有从事教会服侍的人都绝对平等，并拒绝将教会领袖和职员归为Ministers（这个英文词包括：牧师传道或者执事，也即仆人）以外的任何其他角色。在旧约的时代，通过表征和记号提供直观的指导，现在这些表征已经实现。对加尔文来说，这损害了基督的荣耀，降低了教会的天国本质。因此，加尔文主义直到这些世俗的浮华不再吸引眼球方可罢休。只有当最后一粒祭司制度的酵母被消除后，地上的教会才能再次成为外院，信徒们才能从那里仰望天上永生上帝的真正圣所。《威斯敏斯特信条》很好地阐述了教会这种天国的包罗万象的本质，它说：“无形的大公教会（catholic）或普世教会（universal）为过去、现在与将来在教会的元首基督之下所召集合而为一的选民总数（whole number of the elect）所构成。这教会就是主的配偶、身体和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只有这样，无形教会的教义才能作为敬虔的奉献，并被理解为具有宇宙性和持久意义。当然，基督教会的现实和完全性不可能在地上。在这个殿内，最多只能同时出现一代信徒。从世界开始和建立之初，所有前几代人都离开了这个世界，升上了高处。因此，那些留在这里的人，本身是朝圣者，这意味着他们正从圣殿门口行进到圣所本身，对于那些在今生没有与基督联合的人来说，死后没有得救的可能性。不可以为死者举行弥撒，也不可在坟墓的另一边呼吁忏悔，正如德国神学家现在所鼓吹的那样。因为加尔文认为，所有这些渐进的过渡都破坏了天上教会的本质与其在地上的不完美形式之间的绝对差别。地上的教会不会将其光送上天堂，但天上的教会必须将光送到地上的教会。现在，就像有一道帷幕拉在眼前，阻碍了我们在地上时洞察教会的真正本质。因此，我们在地上所能做的一切，首先是通过圣灵与那个真正的教会进行神秘的交流，其次是欣赏在我们面前的透明幔子上展现的影子。因此，上帝的儿女不应该想象真教会就在地上，帷幕后面只是我们想象的理想产物；相反，他必须承认，以我们的肉身样式成为人的基督已经进入了帷幕后面的不可见世界；并且也必须承认，和祂同在、在祂周围、在祂里面，我们的元首才是真正的教会，是我们得救的真正和必要的圣所。

2. 教会的表现形式 The Manifestation

在如此清楚地掌握了教会的本质及其对人类和整个宇宙的重生的影响之后，现在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它在地上的表现形式。它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的地方信徒会众、认信群体，他们生活在某种教会联盟中，服从基督本人的法令。地上的教会不是像分发属灵药物的诊所那样，作为一个分配恩典的机构。这里不存在任何神秘的属灵秩序，拥有任何神秘的力量，可以对外行人施展神奇的影响。只有重生和认信的个人，他们按照圣经的命令，在所有宗教都有的社会学（sociological）因素影响下，组成了一个社团，努力共同生活，顺服基督作为他们的君王。只有这才是地上的教会——不是建筑物——不是机构，也不是属灵秩序。对于加尔文来说，教会存在于一些认信的个体本身——不是每个单独的个体，而是他们所有人的结合，合而为一。不是按照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而行，而是按照基督的法令。在地上的教会中，必须实现信徒的普遍祭司职分。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教会是由虔诚的人为了宗教目的而团结在一起的。那种团体与教会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真正的、天上的、无形的教会必须在地上的教会中体现出来。如果不是这样，你将有一个社会，但没有教会。

现在，本质上的真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重生的人是其成员。因此，地上的教会只由那些归入基督的人组成，他们跪拜在基督面前，生活在他的话语中，遵守他的条例；因此，地上的教会必须宣讲圣道、执行圣礼、实施纪律，并在一切事上站在上帝面前。

这同时也决定了地上教会的治理形式。这种治理，就像教会本身一样，源于天堂，源于基督。他通过圣灵最有效地统治、管理他的教会，他通过圣灵在他的成员中工作。因此，在他之下人人平等，信徒之间没有等级区别；只有ministers，他们服侍、领导和治理；一种彻底的长老制治理形式；教会的权柄直接从基督本人传到会众，从会众集中在ministers身上，并由他们管理弟兄。因此，基督的主权仍然是绝对的君主制，但地上教会的治理变得民主化到骨子里；这一体系在逻辑上导致了另一个序列，即所有信徒和所有会众都具有平等地位，任何教会都不能对其他教会行使任何统治权，但所有地方教会都具有平等的地位，并且表现为同一个身体，只能通过教会会议的方式，即通过联邦的方式联合起来。

现在，让我提请您注意这一原则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后果，即宗派的多样性是教会根据其不同程度的纯洁性而分化的必然结果。如果教会被视为一个独立于信徒之外的恩典机构，或一个由等级制圣职人员受托分配恩典宝藏的机构，其结果必然是这种等级制本身遍及所有国家，并将同样的印记赋予所有形式的教会生活。但是，如果教会由信徒的会众组成，如果教会是由认信者组成的，并且只以联盟的方式联合起来，那么气候和民族、历史和心态的差异就会产生广泛多样的影响，结果必然是教会事务的多样性。因此，其结果具有非常深远的重要性，因为它消灭了每一个有形教堂的绝对特征，并将它们并列在一起，虽然纯度不同，但始终以某种方式表现出天上一个圣而公的基督教会。

我并不是说加尔文主义神学家从一开始就宣布了这一结果。统治权力的欲望也潜伏在他们内心深处，即使抛开这种危险的倾向，从理论上讲，他们按照自己的理想标准来评判每个教会也是正确而自然的。但这丝毫不会减损这一事实的重大意义：通过将教会视为个人认信者的聚会，而不是将其视为等级制度或机构，他们从自由而不是强制的原则出发，开始教会生活以及国家和公民社会的生活。因为，当然，凭借这一出发点，没有其他教会权力高于地方教会，只有教会自己通过联盟形成的权力除外。因此，必然会出现人与人之间自然和历史的差异也应该像楔子一样​​进入教会在地上的现象生活。各国的道德差异、性格和情感差异、生活和见识深度不同，必然导致对同一真理先强调一面，然后又强调另一面。因此，外部教会生活就因这一原则而陷入众多教派和宗派。在我们看来，有些教派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丰富、深刻和完整的加尔文主义信条，甚至强烈反对我们信条中不止一个主要条款；然而，他们承认自己的根源在于对祭司制度的根深蒂固的反对，以及对教会是“信徒的集会”的承认，而加尔文主义正是以此来表达其基本观念的。尽管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许多不圣洁的纷争，甚至导致罪恶的行为错误；然而，经过三个世纪的经验，必须承认，这种与加尔文主义基本思想密不可分的多样性，比其他人寻求的强制统一性更有利于宗教生活的成长和兴旺。只要教会自由的原则不沦为无足轻重之物，只要任何一个教会在其名义和信仰中仍然高举加尔文主义旗帜，就不会忽视履行其神圣的使命，即向他人推荐其原则的优越性，那么未来我们就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在这方面，还有一点必须提出来。将教会视为“信徒的集会”这一概念可能会导致人们认为它只包括信徒，而不包括他们的孩子。然而，这绝不是加尔文主义的教义；婴儿洗礼的教义表明了完全相反的观点。信徒们聚集在一起，并不会因此切断他们与后代之间的自然纽带。相反，他们圣化了这种纽带，并通过洗礼将他们的孩子归入教会，这些未成年人将一直留在这个教会，直到他们成年后成为认信者，或者因不信而脱离教会。这是加尔文主义中最重要的圣约教义；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突出条款，表明教会之水不会流出人类生命的自然溪流，而是使教会的生活与人类后代的自然有机繁衍齐头并进。圣约和教会是不可分割的——圣约将教会与人类联系在一起，上帝亲自将恩典生活与自然生活联系在一起。当然，教会纪律必须在这里出现，以便一旦恩典与自然的渗透倾向于降低教会的纯洁性，就要保持这个圣约的纯洁性。因此，从加尔文主义的观点来看，不可能说一个国家的教会注定要包容整个国家的所有居民。一个国家教会，即一个只由一个国家组成的教会，而且包括整个国家这个国家教会，这是一个异教概念，或者最多是一个犹太概念。基督教会不是国家教会，而是普世教会（ecumenical）。它的管辖范围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世界。当路德宗改革者在君主的唆使下将教会国有化，加尔文主义教会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时，他们并没有上升到比罗马世界教会更高的概念，而是下降到了明显更低的层次。幸运的是，我可以作证说，我们的多特会议和同样受人尊敬的威斯敏斯特大会都再次尊重了我们改革宗教会的普世性。任何偏离唯一正确原则的行为都受到谴责，那是不可原谅的。

3. 教会的目的 The Purpose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概述了教会的性质及其表现形式，现在让我最后提请大家注意教会出现在地上的目的。我暂时不谈政教分离。这自然会在下一讲中谈到。目前，我仅限于教会在世界旅居时（pilgrimage）所肩负的目的。这一目的不能是人性的或自我中心的，不是为信徒做好进入天堂的预备。一个已经重生的孩子，死在摇篮里，直接进入天堂，无需任何进一步的准备。无论圣灵在哪里的灵魂中点燃了永生的火花，圣徒的坚忍都确保了永恒救赎的确定性。不是的，在地上，教会也仅仅是为了上帝的缘故而存在。重生足以让选民确信自己的永恒命运，但这不足以满足上帝在人类中工作的荣耀。为了荣耀我们的上帝，必须先有重生，然后才有归信（conversion），而教会必须通过宣讲圣言来为这种归信做出贡献。在重生的人身上，火花闪闪发光，但只有在归信的人身上，火花才会爆发出熊熊烈火，而这熊熊烈火会将教会的光芒辐射到世界上。这样，按照我们主的命令，我们在天上的父就会得到荣耀。只有当我们首先让归信和善行成圣不是作为我们自己得救的保证，而是作为荣耀上帝的保证时，我们的归信和善行成圣才会以耶稣所要求的崇高品格为标志。其次，教会必须通过圣徒的交通和圣礼来煽动这火焰，使它更加明亮。只有当数百支蜡烛在一个烛台上燃烧时，柔和的烛光才能完全照耀我们，同样，圣徒的团契必须将单个信徒的许多小灯联合起来，以便它们可以相互增加亮度，而基督在七个烛台中间行走，可以圣礼性地（sacramentally）净化它们的光芒，使其更加热烈。因此，教会的目的不在于我们，而在于上帝，在于他名的荣耀。

加尔文主义试图在教会仪式中恢复的严肃的属灵崇拜也同样源于这一庄严的目的。即使是远非基督教的哲学家冯·哈特曼（Von Hartman）也认为，崇拜越有勇气蔑视一切外在表现，越有能量摆脱象征主义（symbolism），越有能力将自己披戴更高层次的美——崇拜灵魂的内在精神之美，崇拜就越虔诚。感官上的教堂礼拜倾向于在宗教上抚慰和奉承人们，而加尔文主义的纯粹属灵礼拜则旨在纯粹地崇拜上帝，并以心灵和诚实拜祂。——同样的趋势导致了我们的教会纪律，这是每个真正的加尔文主义的教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教会纪律最初也是为了防止丑闻而设立的，甚至主要不是为了修剪野枝，而是为了维护上帝之约的神圣性，并永远向外界强调一个庄严的事实：上帝纯洁，不会看邪恶。——最后，我们有教会慈惠（philanthropy）服侍，即只有加尔文理解并恢复其原始荣誉的执事制（Diaconate）。无论是罗马教会还是希腊教会，无论是路德宗教会还是圣公会，都没有领会到执事制的真正含义。只有加尔文主义才恢复了执事制的真意，使其成为教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这个执事中，崇高的原则也必须占上风，即它不应荣耀那些施舍的人，而应只荣耀祂，那位感动人们心向慷慨者。执事不是我们的仆人，而是基督的仆人。我们委托给他们的东西，我们只是把基督作为他财产的管家归还给他；并以他的名义，必须将其分发给他的穷人——我们的兄弟姐妹。贫穷的教会成员感谢执事和施舍者，而不是基督，实际上是在否认真正的神圣的施舍者，他通过他的执事，旨在表明，对于整个人类和整个生命来说，他是基督，是安慰者（Consolator），是天上的救赎者（Redeemer），是上帝亲自为我们堕落的人类从永恒中膏立和任命的。因此，如您所见，结果无可争辩地证明，在加尔文主义中，教会的基本概念与宗教的基本思想完全契合。 两者始终排除一切利己主义和幸福主义。 我们永远都有宗教和教会，是为了上帝，而不是为了人类。 教会的起源是上帝，它的表现形式来自上帝，从始至终，它的目的都是彰显上帝的荣耀。

实践生活中体现的宗教

现在，我终于要谈谈宗教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所取得的成果，或者说加尔文主义在道德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这是第三也是最后一部分，关于“加尔文主义和宗教”的讲座将自然以此部分结束。

在这里，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种信仰，据说削弱了道德激励的力量，而一种实践，在道德上超越了所有其他宗教的实践，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矛盾。反律法主义者（Antinomian）和清教徒似乎像稗子和麦子一样混杂在这片田地里，乍一看，反律法主义者似乎是加尔文主义信仰的逻辑结果，而清教徒似乎只是通过一种幸运的不一致，才能将他的道德热忱的温暖注入到来自预定论教义的凝结的寒意中。罗马天主教徒、路德教徒、阿米念派和自由主义者一直指责加尔文主义，说它的绝对预定论教义最终导致圣徒的坚忍，必然会导致过于轻信和危险的道德松懈。但加尔文主义对这一指控的回应不是用推理来反对推理，而是用一个举世闻名的事实来反驳这种虚构后果的错误推论。它只是问：“如果我们指出清教徒的道德高尚，其他宗教有什么可反对的道德成果呢？”“我们是否应该继续犯罪，以便恩典可以增多？”这是邪灵在基督教会的童年时期对圣使徒本人发出的古老而邪恶的耳语。当16世纪的海德堡要理问答不得不为加尔文主义辩护，反对这种可耻的指控：“这种教义难道不会导致粗心和不虔诚的生活吗？”乌尔西努斯和奥利维亚努斯不得不面对的只是同样古老诽谤的回响和单调重复。当然，不虔诚的欲望会坚持甚至助长内心的罪恶，是的，甚至反律法主义本身也一再滥用加尔文主义的信仰，将其当作盾牌，以隐藏未归信者内心的肉欲。但是，机械地重复书面信仰与真正的宗教毫无共同之处，同样，加尔文主义信仰也不能为这些回荡的石柱负责，这些石柱呼应着加尔文的公式，但内心却没有一丝加尔文主义的热情。只有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才可以高举加尔文主义的旗帜，他本人的灵魂被全能者的威严所震撼，屈服于他永恒的爱的强大力量，敢于宣告这种威严的爱，反对撒旦和世界，以及他自己内心的世俗，坚信自己被上帝亲自选中，因此必须感谢他，也只能感谢他，感谢他给予的每一份永恒的恩典。这样的人在神的大能和威严面前不能不颤抖，理所当然地接受神的话语作为他人生行为的指导原则，这一原则导致加尔文主义因其对圣经的强烈依赖而被指责为律法主义宗教，但这毫无根据。律法主义是一种宗教的恰当名称，它宣称救赎是通过履行律法获得的，而另一方面，加尔文主义从彻底的救赎论意义上来说，救赎只来自基督和他功德的赎罪果实。

但加尔文主义的特色仍旧是，它不仅在教会中，而且在个人、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中，都将信徒置于上帝面前。上帝的威严和权威贯穿加尔文主义者的整个人类生活。他是一个朝圣者，并不是说他正在穿越一个与他毫不相关的世界，而是说​​在漫长的旅程的每一步，他都必须记住自己对那位充满威严的上帝所负的责任，上帝在旅程的终点​​等着他。在为他打开的通往永恒的大门前，站着最后的审判；审判将是一个广泛而全面的考验，以确定漫长的朝圣之旅是否以一颗追求上帝荣耀的心完成，是否符合至高者的典章（ordinances）。

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诗篇119:91 和合本)
They continue this day according to Your ordinances, For all are Your servants.(Psalms119:91 NKJV)

那么，加尔文主义者对上帝典章的信仰意味着什么呢？无非是坚定的信念，即所有生命都首先存在于上帝的思想中，然后才在创世中实现。因此，所有被创造的生命本身都必然带有上帝亲自制定的生存法则。如果没有这种神圣的典章，自然界中就不会存在我们以外的生命——这些典章被称为自然法则（the laws of Nature）——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术语，只要我们理解的不是源自自然的法则，而是加之于自然的法则。因此，上帝为天上苍穹制定了典章，为地下地球制定了典章，这个世界就是通过这些典章得以维持的，正如诗篇作者所说，这些典章是上帝的仆人。（诗119:91）因此，上帝对我们的身体、动脉和静脉中流动的血液以及作为呼吸器官的肺部都有规定。在逻辑上，上帝也有规定来规范我们的思想；在审美领域，上帝也有规定来规范我们的想象力；在道德领域，上帝也有严格的规定来规范整个人类生活。道德规定不是概括性的一般法律，这些法律将具体和详细的​​决定留给我们自己，而正如上帝的规定决定了最小的小行星的运行，以及最强大的恒星的轨道一样，上帝的这些道德规定也深入到最细微和最具体的细节，向我们说明在每种情况下什么才是上帝的意志。上帝的典章统治着最重大的问题和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它们不是像法律书中的条文，不是可以从纸上读出的规则，也不是可以自行行使片刻权威的生活法典，而是作为无所不在、全能的上帝不变的意志约束我们的，他每时每刻都在决定生命的进程，制定生命的法则，并不断地以他的神圣权威约束我们。加尔文主义者并不像康德那样，在他的推理中从“你必须”（“Du sollst” Thou shalt）上升到立法者的理念，而是因为他站在上帝面前，因为他看见上帝，与上帝同行，在他的整个存有和存在中感受到上帝，因此他无法将他的耳朵从那永不沉寂的“你必须”移开，这“你必须”不断地从他的上帝发出，存在于他的本性中、存在于他的身体中、存在于他的理性中、存在于他的灵魂中、存在于他的行动中。

因此，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不是强迫自己适应这些条例（ordinances），好像它们是他想摆脱的枷锁，而是像我们跟随向导穿越沙漠一样，随时准备着，认识到我们不知道向导知道的路，因此承认除了紧跟他的脚步之外没有安全可言。当我们的呼吸受到干扰时，我们会立即试图消除干扰，使其恢复正常，即恢复呼吸，使其再次符合上帝为人类呼吸所制定的条例。成功做到这一点会给我们带来一种难以言喻的解脱感。同样，在正常生活受到干扰时，信徒必须尽快努力恢复属灵呼吸，按照上帝的道德诫命，因为只有在恢复之后，内在生命才能在他的灵魂中自由地蓬勃发展，新的活力行动才有可能。因此，他不知道一般道德条例和更特殊的基督教诫命之间的任何区别。我们能想象上帝曾经希望按照某种道德秩序统治事物，但现在，在基督里，他却想以其他方式统治它吗？好像他不是永恒的、不变的，从创世之初，直到永恒，他一直想要、想要、并且将要维护同一个坚定的道德世界秩序！确实，基督已经扫除了人类罪恶的局限性所掩盖的世界秩序的灰尘，并使它再次闪耀着原有的光辉。确实，基督，唯有救主，向我们揭示了基督永恒的爱，从一开始，这便是这个世界秩序的驱动原则。最重要的是，基督增强了我们以坚定不移的步伐在这个世界秩序中行走的能力。但世界秩序本身仍然保持着它从一开始就是的样子。它不仅对信徒（好像对非信徒的要求更少）具有完全的主权，而且对每个人和所有人际关系都具有完全的主权。因此，加尔文主义不会引导我们对所谓的道德生活进行哲学思考，好像我们必须创造、发现或规范这种生活。加尔文主义只是让我们感受到上帝的威严，并让我们服从他永恒的典章和不可改变的诫命。因此，对于加尔文主义者来说，所有伦理研究都以西奈法（the Law of Sinai 摩西律法）为基础，并不是说道德秩序在那时开始固定下来，而是要尊崇西奈法，因为西奈法是上帝在人类创造时写在人类心中的原始道德法的神圣真实总结，上帝在人类归信时将其重新写在每个心版上。加尔文主义者被引导着服从良心，不是作为每个人身上都带有的个体立法者，而是作为直接的神圣感觉，上帝亲自通过这种感觉激发内心的人，并让他接受他的审判。他并不认为宗教及其教义是一个独立的实体，然后将他的道德生活及其伦理作为与宗教并列的第二实体，而是认为宗教将他置于上帝本人的面前，上帝因此将他的神圣意志赋予他。对加尔文来说，爱和崇拜本身就是每项属灵活动的动机，因此对上帝的敬畏就成为生活的现实——家庭、社会、科学和艺术、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涯。一个被救赎的人，在生活中的所有选择中，都完全受对上帝的最深刻和最激动人心的敬畏所控制，上帝永远存在于他的意识中，他永远被上帝注视着，加尔文主义的类型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呈现的。在一切事物中，对永远存在的上帝的最深沉、最神圣的敬畏是生活的准则——这是原始清教徒唯一真实的写照。

回避世界从来都不是加尔文主义的标志，而是再洗礼派的口号（the shibboleth of the Anabaptist）。再洗礼派的“回避”这一具体教义证明了这一点。根据这一教义，再洗礼派宣称自己是“圣人”，与世界隔绝。他们反对世界。他们拒绝宣誓；他们憎恶一切军事服务；他们谴责担任公职。在这里，他们已经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间塑造了一个新世界，然而这个世界与我们现在的存在毫无关系。他们拒绝对旧世界承担一切义务和责任，他们有条不紊地回避它，因为害怕被污染和传染。但这正是加尔文派一直争论和否认的。有两个世界，一个坏的世界和一个好的世界，它们相互契合，这是不正确的。上帝创造的那个人是完美的，后来堕落，成为罪人——而这个旧罪人的“自我”重生了，进入了永生。同样，这个世界曾经展现了天堂的所有荣耀，后来被诅咒，自堕落以来，靠普遍的恩典维持着；现在，它已被基督救赎和拯救，它将经历审判的恐怖，进入荣耀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加尔文主义者不能把自己关在教堂里，让世界听天由命。相反，他感到自己肩负着崇高的使命，要将这个世界的发展推向更高的阶段，并且要为了上帝的缘故，始终如一地遵循上帝的旨意，在如此痛苦的腐败之中，维护人类一切光荣、可爱和有良好声誉的事物。因此，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如果允许我谈论我的祖先的话），加尔文主义在荷兰牢固确立的短短二十五年里，各个方向都充满了生机，不可阻挡的能量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中酝酿，他们的商业和贸易、手工艺和工业、农业和园艺、艺术和科学，都以前所未有的辉煌蓬勃发展，并为整个西欧带来了全新生活的发展动力。

三种娱乐

只有一个例外，我希望这个例外，既能被坚持、又能有适当的角度。我的意思是，加尔文主义并不认为与未归信者世界的任何亲密交往都是合法的，因为它通过对三件事，即打牌、看戏和跳舞，设置了一道屏障，以抵御这个世界过于不神圣的影响——这三种娱乐形式，我将首先分别讨论，然后再阐述它们的综合意义。

加尔文主义禁止打牌，并不是说所有类型的游戏都被禁止，也不是说纸牌本身隐藏着某种魔鬼的魔力。而是因为它在我们心中滋生了一种危险的倾向，使我们远离上帝：相信命运或运气（Fortune or Luck）。一种由敏锐的眼光、敏捷的行动和丰富的经验决定的游戏，其本质是高尚的，但像纸牌这样的游戏，主要由纸牌在牌堆中的排列方式和盲目分发的方式决定，它诱导我们对上帝之外的致命想象力赋予某种意义，即机会或命运。我们每个人都倾向于这种不信。股票赌博的狂热每天都在表明，人们受到命运的吸引和影响，而不是对工作的认真。因此，加尔文主义者认为，新一代应该警惕这种危险的倾向，因为打牌会助长这种倾向。加尔文及其追随者认为上帝永恒存在的感觉是他们严肃生活永不枯竭的源泉，因此他们不禁厌恶这种把命运置于上帝之上、把对机遇的渴求置于对上帝意志的坚定信心之上、从而毒害了这种源泉的游戏。在他看来，敬畏上帝和追求命运的恩惠就像水火不容一样。

人们对看戏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对意见。虚构本身并没有什么罪恶——想象力是上帝赐予的宝贵礼物。戏剧想象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罪恶。弥尔顿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有多欣赏，他自己不是也写过戏剧形式吗？公开的戏剧表演本身也不是什么罪恶。在加尔文时代，在日内瓦的市场广场为所有人举行公开演出。并得到了他的批准。不，冒犯我们祖先的不是喜剧或悲剧，也不应该是歌剧本身，而是演员们为了取悦公众而通常需要做出的道德牺牲。在那个时代，剧团的道德地位尤其低下。道德标准低下，部分原因在于对另一个人性格的不断变换表现最终会妨碍你个人性格的塑造；部分原因是我们的现代剧院与希腊剧院不同，它引入了女性登台表演，而剧院的繁荣往往以女性危及上帝赋予她的最神圣的宝藏、她纯洁的名声和无可指责的行为的程度来衡量。当然，一个严格正常的剧院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但除了几个大城市外，这样的剧院既得不到足够的赞助，也无法在财政上生存；而事实上，在全世界范围内，剧院的繁荣往往与演员的道德堕落成正比。因此，霍尔·凯恩（Hall Caine）在他的《基督徒》中常常再次证实了这个可悲的事实——剧院的繁荣是以牺牲男人的品格和女人的纯洁为代价的。而以如此巨大的道德牺牲为代价来换取耳目一新的享受，对于尊重上帝赋予人性的一切的加尔文主义者来说，他们只能予以谴责。

最后，就舞蹈而言，就连巴黎的《费加罗报》等世界报纸目前也为加尔文主义者的立场辩护。就在最近，该报的一篇文章呼吁人们注意父亲第一次带女儿进入舞厅时所遭受的道德痛苦。它宣称，这种道德痛苦至少在巴黎是显而易见的，所有熟悉那些享乐主义圈子里普遍存在的窃窃私语、下流的目光和行为的人都是如此。在这里，加尔文主义者也并不反对舞蹈本身，而是反对它常常可能导致的不纯洁。

现在我回到我所说的障碍。我们的前辈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正是这三样东西：跳舞、打牌和看戏，让世界疯狂地爱上了它们。在世俗的圈子里，这些乐趣并不被视为次要的琐事，而是被尊为最重要的事情：任何敢于攻击它们的人都会受到最严厉的嘲笑和敌意。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在这三者中认识到了卢比孔河（the Rubicon）⁹。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要想跨越这条底线，就必须牺牲自己的真诚去追求危险的欢愉，牺牲自己对上帝的敬畏去追求远非纯洁的快乐。现在我可以问一下，结果难道没有证明他们强烈而勇敢的抗议是正确的吗？甚至在三个世纪之后，你们仍会发现，在我的加尔文主义国家、苏格兰和你们自己的州，整个社会圈子里，世俗是绝对不允许进入的。在那里，生活的丰富性已从外部转向内部，由于精神高度集中，人们对一切崇高的事物产生了深刻的感受，对一切神圣的事物产生了极大的热情，甚至连我们的对手都会羡慕不已。这些圈子里的蝴蝶翅膀不仅保存完好，而且翅膀上的金粉也像以前一样闪闪发光。

这就是我请您注意的证据。我们的时代远远领先于加尔文时代，因为它充斥着大量的伦理论文、论文和学术论述。哲学家和神学家们确实在竞相为我们发现（或者，正如您可能愿意说的那样，在向我们隐瞒）道德领域的直路。但所有这些博学的学者都无法做到一些事情。他们无法恢复衰弱的公众良知的道德坚定性。

我们更应该抱怨的是，我们道德建设的基础正逐渐松动和动摇，直到最后，再也没有一个堡垒能让广大民众感到它能保证未来的道德确定性。政治家和法学家公开宣称最强者的权利；财产所有权被称为偷窃；自由恋爱受到提倡；诚实受到嘲笑。泛神论者竟敢把耶稣和尼禄放在同等地位；尼采则走得更远，认为基督对温柔者的祝福是人类的诅咒。

现在，让我们将这一切与加尔文主义三个世纪以来的惊人成果进行比较。加尔文主义明白，世界不能靠伦理哲学化来拯救，而只能靠恢复良知来拯救。因此，它不沉迷于推理，而是直接诉诸灵魂，让灵魂与永生的上帝面对面，让心灵在祂神圣的威严面前颤抖，并在那威严中发现祂爱的荣耀。回顾历史，你们会看到加尔文主义如何发现这个世界彻底败坏，看到当时的道德生活堕落到何种程度，无论是在法庭上、在民众中、在神职人员中、在科学领袖中、在男人和女人中、在社会的上层和下层，你们中的哪一个审查者敢否认加尔文主义获得了道德胜利的桂冠？尽管加尔文主义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被从战场追杀到断头台，但它却在五个国家同时造就了广大而严肃的高尚男子群体，还有更高尚的妇女群体，他们的理想观念之崇高无人能及，他们的道德自控能力之强大也无人能及。

（第二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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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凯波尔（1837-1920）是荷兰牧师、神学家、记者、教育家和荷兰首相（1901-1905）。凯波尔对加尔文主义这一包罗万象的世界观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亚伯拉罕·凯波尔博士记录了他一生的激情所在，他所有不朽努力的目的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一个崇高的动机激励着我的思想和灵魂。如果我要逃避神圣的需要，那就让我失去生命。那就是：尽管有世俗的反对，上帝的神圣法令仍将再次在家庭、学校和国家建立，造福人民；将上帝的法令刻进国家的良知，圣经和创世见证了这一点，直到国家再次向上帝致敬。

One high motive has acted like a spur upon my mind and my soul. And sooner than that I should seek escape from the sacred necessity that is laid upon me, let the breath of life fail me. It is this: That in spite of all worldly opposition, God’s holy ordinances shall again be established in the home, in the school and the state for the good of the people; to carve, as it were into the conscience of the nation the ordinances of the Lord, to which the Bible and Creation bear witness, till the nation pays homage again to God.

他为这一崇高的使命付出了全身心的奉献。

亚伯拉罕·凯波尔于 1837 年出生于荷兰马斯莱斯。他的父亲是该镇教堂的牧师。尽管最初被认为反应迟钝，但他 12 岁就进入了文科中学，后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莱顿大学。他在26岁时获得博士学位。他在几座教堂担任牧师，并成为反革命党出版物的编辑。他被选为议会下院议员，任期三年，并于1880年创立了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该大学以圣经为绝对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整个知识结构。”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以近乎超人般的活跃度主宰了荷兰的宗教、政治和历史。他的七十岁生日成为了全国性的庆祝活动。

凯波尔博士于1901年至1905年担任荷兰首相。人们常说，没有他不知道的人类知识领域。在教学、传道、执政和探索许多其他知识领域的所有职责中，他写的每日敬虔操练，立即成为经典。亚伯拉罕·凯波尔于1920年去世，享年83岁。

1898年，凯波尔博士访问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了题为《加尔文主义讲座》的“石头讲座”。这些讲座一经发表，立即成为归正会的经典之作，解释了圣经在生活、信仰和实践各个领域的应用的彻底性。讲座中涉及的主题展示了“加尔文主义”的广泛应用：加尔文主义生活体系、加尔文主义与宗教、加尔文主义与科学、加尔文主义与政治、加尔文主义与艺术、加尔文主义与未来。

在定义了“加尔文主义”一词被其反对者和支持者使用的所有方式后，他决定采用伟大的美国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的说法，因为他的讲座探讨了加尔文主义的影响，即加尔文主义“有一套本体论、伦理学、社会幸福、人类自由的理论，所有这些都源于上帝。”作为最纯粹的基督教形式，它在荷兰、法国、英国、瑞士和北美的影响最大。凯波尔展示了加尔文主义如何展现出一种“生命系统的统一性”，其中的原则适用于思想和努力的每一个领域，与“异教、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和现代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目前正在庆祝新教改革500周年。没有一位改革者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比约翰·加尔文更大，他的神学后裔塑造了美国历史、政府和文化的方向。亚伯拉罕·凯波尔提醒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他们有着辉煌的传统，我们也应该通过阅读或重读《加尔文主义讲座》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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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站编注：罗马天主教认为，如果那些未曾受洗的婴孩夭折，不论他们是外邦人或信徒的子女，都去到这“婴孩的前厅”（Limbus Infantum）。 ↩︎
2. 康德被认为是“应当蕴含能够”（Ought Implies Can，OIC）这一有争议原则的创始人。原文为德语：Du kannst, denn du sollst! 通常理解为：一个行为如果是人们的义务，那么该行为就是人们能够完成的。相应地也可以说，当一个行为是人们不能够完成的，那么它就不是人们的义务。 ↩︎
3. 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1）是英国著名的实证主义史家，以其1857－1861年间所著《英国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二卷而闻名于世 ↩︎
4. De Profundis，也是《自深深处》的原名。这是爱尔兰作家、剧作家Oscar Wilde（王尔德，也有译作瓦尔德）在入狱两年后，1897年，即将出狱时写的给他的同性情人Alfred Douglas的一封长信。 ↩︎
5. 德国新派神学家 ↩︎
6. 译者注：原文中“S.”或许是Sacred Scripture的缩写？唯独圣经和圣经在本文中差异不大。本译本暂时采用“唯独圣经”的译法 ↩︎
7. the ethical doctrine that personal happiness is the chief good and the proper aim of action, esp. such happiness conceived of in terms of well-being based on virtuous and rational self-realization ↩︎
8. (Ed.) 前者指的是祭司职分，后者指的是在圣餐中献祭的教义Sacerdotium denotes priesthood; sacerdotalism is the doctrine that the priest offers sacrifice in the Eucharist. ↩︎
9. 分界线的意思。尤利乌斯·凯撒于前49年1月10日率军横渡卢比孔河，成为凯撒内战的导火线，并最终让凯撒成为终身独裁官，随后罗马更从共和时代进入帝国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