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主义作为一个生活体系｜凯波尔-加尔文主义讲座(6-1)

Lectures on Calvinism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October 10, 1898: The Stone Lectures 英文原稿PDF下载

亚伯拉罕 凯波尔 Abraham Kuyper 1837-1920 第一讲 加尔文主义作为一个生活体系 基督教教育网站翻译

前言

一位来自旧欧洲大陆的旅行者，踏上这片新大陆的海岸，正如诗篇作者所说，感到“我心里多忧多疑”¹。与你们新生活洪流的湍急水流相比，他所处的旧生活洪流似乎几乎是冰冷而沉闷的；而在这里，在美国的土地上，他意识到，自从人类诞生之日起，许多神圣的力量就隐藏在人类的心中，而我们的旧世界却无法开发这些力量，现在它们开始显露出内在的光辉，从而预示着未来会有更加丰富的惊喜。

然而，你们不会要我忘记，在你们和我眼中，旧世界在许多方面仍然占有优越性。古老的欧洲至今仍承载着更悠久的历史，因此它就像一棵根基更深的树，在树叶间隐藏着一些更成熟的生命果实。你们还处于春天，而我们正处于秋天。秋天的收获难道不也具有它自己的魅力吗？

但是，尽管另一方面，我完全承认你们的优势，即（用另一个比喻来说）生活列车与你们同行的速度比我们快得多，把我们远远地甩在后面，但我们仍然觉得，旧欧洲的生活与这里的生活并非是分开的；它是流经两大洲的同一种人类生存之流。

由于我们有着共同的血统，你们可以称我们是你们骨中的骨——我们觉得你们是我们的肉中的肉，尽管你们以最令人沮丧的方式超越了我们，但你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奇妙的青春的历史摇篮就在我们古老的欧洲，而我曾经强大的祖国也曾轻轻摇曳你们的青春。

此外，除了这种共同的血统，还有另一个因素，在面临更大差异的情况下，它将继续把你们和我们的利益统一起来。对我们来说，比人类生命发展更珍贵的是使它高贵的冠冕，而对你我来说，这高贵的生命冠冕就在于基督教的名字。那冠冕是我们共同的遗产，人类生命的再生不是来自希腊或罗马——那伟大的蜕变始于伯利恒和各各他。如果宗教改革在更特殊的意义上赢得了我们心中的爱，那是因为它驱散了祭司制度（sacerdotalism）的阴云，再次充分展现了十字架的荣耀。但是，现代主义（Modernism）的风暴与这种基督教元素、基督教的名字及其在生活各个领域的有益影响不可调和，现在已经猛烈地兴起。

1789 年，转折点到来了。伏尔泰的疯狂呼喊“打倒恶棍”（Down with the scoundrel）是针对基督本人的，但这一呼喊只是法国大革命最隐秘思想的表达。另一位哲学家的狂热呼喊“我们不再需要上帝”，国民公会的可憎陈词滥调（shibboleth）“没有上帝，没有主（No God, no Master）”——这些亵渎神的口号在当时预示着人类要从一切神圣权威中解放出来。如果上帝凭借他深不可测的智慧，利用革命来推翻波旁王朝（the Bourbons）的暴政，对那些滥用其国家作为脚凳的君主进行审判，那么这场革命的原则仍然是彻底反基督教的，而且自那时起就像癌症一样蔓延，瓦解和破坏了我们基督教信仰此前坚定不移的一切。

毫无疑问，基督教正面临巨大而严重的危险。两种生活体系²正在殊死搏斗。现代主义（Modernism）注定要从属血气人的数据中构建世界，并从自然的数据中构建人类本身；另一方面，所有那些虔诚地向基督屈膝，把他当作永生上帝的儿子和上帝本人来崇拜的人，都致力于拯救“基督教遗产”。这是欧洲的斗争，这是美国的斗争，这也是我的国家所进行的争取原则的斗争，我自己也为之倾注了近四十年的全部精力。

在这场斗争中，护教学没有让我们前进一步。护教家总是首先放弃受到攻击的矮墙，然后胆怯地躲在墙后的陷阱中。

因此，从一开始，我就一直对自己说：如果要光荣地战斗并希望取得胜利，那么就必须用原则对抗原则；那么就必须感受到，在现代主义中，无所不包的生活体系³的巨大能量正在袭击我们，那么还必须明白，我们必须站在一个同样全面和深远的生活体系中。而这个强大的生活体系不是我们自己发明或制定的，而是要按照它在历史中呈现的方式去运用。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我发现并承认，我仍然坚持，加尔文主义给了我们基督教原则的这种表现。在加尔文主义中，我的心找到了安息。加尔文主义给了我坚定不移的鼓舞，让我在这场巨大的原则冲突中坚定不移地站出来。因此，当我今年被贵院最荣幸地邀请来这里做石头讲座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的主题。加尔文主义是新教国家抵御现代主义入侵和压倒性影响的唯一决定性、合法性和持续性的防御手段，这本身就注定是我的主题。

因此，请允许我用六讲来向你们讲述加尔文主义。1. 加尔文主义作为一种生活体系；2. 加尔文主义与宗教；3. 加尔文主义与政治；4. 加尔文主义与科学；5. 加尔文主义与艺术；6. 加尔文主义与未来。

加尔文主义的定义

为了清晰地表达，我必须在第⼀讲从历史的⻆度阐述“加尔⽂主义”（Calvinism）的概念。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必须⾸先知道理解这个定义的时候，不应该怎样、应该怎样？我发现在不同的国家里和不同的⽣活领域中，定义并不相同。

1.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不是在新教国家，而是在天主教国家里，加尔文主义代表一个异端派别名称（sectarian name）。尤其是在匈牙利和法国。在匈牙利，改革宗教会大约有250万会众。在该国的罗马天主教和犹太教媒体中，改革宗成员经常被冠以“加尔文主义者”这一非官方名称、一个嘲讽的名字，甚至那些已经抛弃了父辈信仰的后辈也不被放过。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特别是在南部地区。在这里，“加尔文主义者”（Calviniste）甚至更加强调是一种派别耻辱，它并不涉及被羞辱者的信仰或告白内容，而是简单加给每一个改革宗教会成员上，即使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以反犹宣传闻名的乔治·第博（George Thiebaud）同时在法国复活了反加尔文主义精神，甚至在德雷福斯案（Dreyfus-case）中，“犹太人和加尔文主义者”也被他指控为对“高卢精神”怀有偏见的两大反民族势力。

2. 与此直接相反的是“加尔文主义”这个词的第二种用法，我称之为认信（confessional）的用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尔文主义者被描述为预定论教义的公开拥护者。那些不赞成预定论的人与罗马天主教的辩论家合作，称你为“加尔文主义者”，把你描述为狭隘教义的受害者；更糟糕的是，你危及了道德生活的真正严肃性。这是一个如此明显的耻辱，以至于像贺智（Hodge）这样的神学家，从坚定的信念来看，他们是预定论的公开捍卫者，也以做”加尔文主义者”为荣誉，但他们深知“加尔文主义”是多么不受欢迎，为了支持自己的信念，他们宁愿用“奥古斯丁主义”而不是“加尔文主义”这个词。

3. 一些浸信会和卫理公会的宗派名称表明了“加尔文主义者”这一名称的第三种用法。司布真属于英国的一个浸信会，他们自称是“加尔文浸信会”，而威尔士的怀特菲尔德⁴卫理公会（Methodists 或译：循道宗）至今仍被称为“加尔文卫理公会”。因此，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信仰上的差异，但却被用作宗派（denominations）的名称。毫无疑问，这种做法会受到加尔文本人最严厉的批评。在他的一生中，没有一个改革宗教会梦想用任何人的名字来命名基督教会。路德宗这样做过，改革宗教会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4. 除了异端派别、认信和宗派的用法之外，第四种，“加尔文主义”也作为一个科学用词（scientific name）使用。无论是在历史、哲学还是政治意义上。从历史上看，加尔文主义这个名称表明了宗教改革运动的一种进路，因为它既不是路德宗，也不是再洗礼派，也不是索西尼派（Socinian）。从哲学意义上讲，我们理解为一种在加尔文伟大思想的影响下，在生活的若干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概念体系。作为一个政治名称，加尔文主义表明了一种政治运动，它保证了宪政国家的自由；首先是在荷兰，然后是英国，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在美国。

从科学意义上讲，加尔文主义这个名词在德国学者中尤其流行。事实上，这不仅是那些认同加尔文主义的人的观点，而且那些已经抛弃了一切基督教信仰规范的学者也认为加尔文主义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从我们三位最优秀的科学家的证言中可以看出来，其中第一位是罗伯特·弗鲁因博士（Dr. Robert Fruin），他宣称：“加尔文主义传入荷兰，它包含一套神圣的逻辑体系，一套民主的教会秩序，由严格的道德感情推动，对人类的道德和宗教改革同样充满热情。”⁵另一位历史学家，他对理性主义同情更加直言不讳，他写道：“加尔文主义是16世纪宗教和政治原则发展的最高形式。”⁶第三位权威人士承认，加尔文主义解放了瑞士、荷兰和英国，并在清教徒先驱中为美国的繁荣提供了动力。⁷同样，你们中的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也承认，加尔文主义“有一套本体论、伦理学、社会幸福和人类自由的理论，所有这些都源于上帝。”⁸

只有在最后这种严谨的科学意义上，我才希望和你们谈谈加尔文主义。它是从自己独特的原则出发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普遍趋势，在西欧和北美国家、甚至在南非，为我们的生活和思想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形式。

加尔文主义的领域

加尔文主义的精密认信解经（narrow confessional interpretation）让我们误以为其领域会狭窄，其实加尔文主义的领域非常宽广。由于对用人名来命名教会的反感而使各国新教产生了不同的称呼：法国叫“胡格诺派“⁹（Huguenots），荷兰的“拜格斯”（Beggars 丐帮¹⁰），英国的“清教徒”和“长老会”，北美的“清教徒移民国父”（Pilgrim Fathers）等等。但所有这些宗教改革的果实在欧洲和北美大陆所产生的特定改革宗教会，都出于加尔文主义这个源头。但是加尔文主义的范围不应局限于这些更单纯的现象。没有人将这种排他性规则应用于“基督教”。在基督教边界内，我们不仅包括西欧，还包括俄罗斯、巴尔干国家、亚美尼亚人，甚至阿比西尼亚的孟尼利克帝国（Menelik’s empire）¹¹。因此，我们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将那些或多或少偏离纯粹形式的教会纳入加尔文主义。英国国教圣公会的《三十九条信纲》是严格的加尔文主义，尽管她那等级森严的管理机制与敬拜程序上已经离开了加尔文的正道，并在普西主义（Puseyism）和仪式主义中遭遇了这种背离的严重后果¹²。独立派¹³的信条同样是加尔文主义的，尽管在他们的教会观念中，有机结构被个人主义所破坏。如果在卫斯理的领导下，大多数卫理公会信徒都反对加尔文主义的神学，那么恰恰是加尔文主义精神本身，造成了这种反对当时僵化的教会生活的精神。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最终被宗教改革所覆盖的整个领域，只要它不是路德宗也不是索西尼派，原则上都是由加尔文主义主导的。甚至浸信会也向加尔文主义的帐篷寻求庇护。加尔文主义的自由性格解释了这些不同色调和差异的兴起，以及对其过激行为的反应。罗马天主教的等级制度是统一的，并且仍然是统一的。路德宗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也归功于君主的统治¹⁴，君主与教会的关系是属于最高主教（of “summus episcopus”）和为了教导教会（to its “ecclesia docens”）。另一方面，加尔文主义不认可任何教会等级制度，也不认可任何权威干预，因此只能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变体发展，因此当然有退化的危险，进而引发各种片面的反应。随着加尔文主义所期望的生命自由发展，中心与广阔的圆周之间必然会出现区别，中心具有充沛而纯粹的活力和力量，而圆周则具有威胁性的衰退。但正是在纯粹的中心与不太纯粹的圆周之间的冲突中，加尔文主义的精神保证了稳定的运作。

人类社会四大生活体系

由此可见，加尔文主义根植于一种独特的宗教形式，从这种特定的宗教意识中，首先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神学，然后发展出一种特殊的教会秩序，然后发展出一种政治和社会生活形式，一种对道德世界秩序的解释形式，一种对自然与恩典、基督教与世界、教会与国家以及艺术与科学的关系的形式；在所有这些生活话语中，它始终是同一个加尔文主义，因为所有这些发展都同时自发地源于其最深刻的生活原则（life-principle）。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与人类生活的其他庞大共同体（complexes），即异教（Paganism）¹⁵、伊斯兰教和罗马天主教是一致的，通过这些共同体，我们可以把人类生活划分出四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吹毛求疵，我们应该将基督教，而不是加尔文主义与异教和伊斯兰教相对照。但因为加尔文主义比罗马天主教和路德宗更纯粹、更准确地体现了基督教思想，那么最好还是将加尔文主义与它们对比。在俄罗斯和巴尔干国家的希腊世界，民族因素仍然占主导地位，因此这些国家的基督教信仰尚未能够从其神秘的正教根源中产生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在路德宗国家，地方官员的干预阻碍了属灵原则的自由运作。因此，只有罗马天主教才能说它在一个完全属于它自己的概念和话语中体现了它的生活思想。但是，与罗马天主教并行并与之对立的是加尔文主义，它的出现不仅创造了一种不同的教会形式，而且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类生活形式，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不同的生存方式，并以不同的理想和观念充实人类心灵世界。

这一点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才被认识到，而现在由于对历史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朋友和敌人都承认了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如果加尔文主义作为一个结构完善的体系进入生活，并作为研究的成果出现，情况就不会如此。但它的起源却完全不同。在存在的秩序中，生活是第一位的。对加尔文主义来说，生活本身永远是其努力的首要目标。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太多的痛苦要花太多时间去研究，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加尔文主义在危险中和战场上的实践。此外，加尔文主义在瑞士、荷兰、英国和苏格兰等国家中占主导地位，这些国家天生不太有哲学倾向。尤其是在那个时候，这些国家的生活是自发的，没有工于算计；直到后来，加尔文主义的各个部分才成为专门研究的主题，历史学家和神学家通过这种研究追溯了加尔文主义现象与其原则的包罗万象的统一性之间的关系。

甚至可以说，只有当生活最初的活力耗尽，为了未来的生存，它不得不更准确地划定其边界线时，才需要对如此深刻和全面的生活现象进行理论和系统的研究。如果你再加上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这个哲学时代，将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反映在我们意识之镜子中的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得多，那么很容易看出，无论是现在的需求，还是对未来的关心，都迫使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加尔文主义。在罗马天主教会中，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为何而活，因为他清醒地享受着罗马统一生活体系的成果。即使在伊斯兰教中，你也能发现同样的力量，即对生活充满信念，并受一种原则的支配。只有新教在荒野中徘徊，没有目标和方向，东躲西藏，毫无进展。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新教国家中，泛神论（它诞生于德国新哲学，其具体的演化形式归功于达尔文）越来越宣称自己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在神学领域中都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以各种名义试图推翻我们的基督教传统，甚至一心要用一种无望的现代佛教来交换我们祖先的遗产。

上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和本世纪德国哲学兴起的主流思想，共同形成了一种与我们先祖截然相反的生活体系。我们先祖的斗争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和纯粹的基督教；而当前的运动是为了人类的荣耀而战，其灵感不是来自各各他谦卑的心灵，而是来自英雄崇拜的骄傲。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这种现代主义（Modernism）面前如此软弱？为什么我们不断丢失阵地？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缺少生活观念的一致性（an equal unity of life-conception），只有这种一致性的观念才能使我们以不可抗拒的能量击退边境的敌人。然而，这种生活观念的统一性绝不存在于新教的模糊观念中，因为它总是曲折蜿蜒，但你确实可以在那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找到它。加尔文主义为其强大的生活之流开辟了一条自己的通道。只有通过加尔文主义赋予的这种统一观念，你们美国和我们欧洲才有可能再次与罗马天主教站在一起反对现代泛神论。没有这种出发点和生活体系的统一，我们必将失去维持独立地位的力量，我们的抵抗力量也必将逐渐消退。

然而，至为重要的是，接受加尔文主义需要更充足的证据，需要证明这种生活体系的统一性。我们要求证明加尔文主义不是片面的，也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原则体系。它植根于过去，能够让我们在当下坚强，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因此，我们必须首先问，异教、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和现代主义等普遍生活体系需要什么条件？然后表明加尔文主义确实满足了这些条件。

这些条件首先要求，对人类生活的以下三个基本关系上，根据特定的原则获得洞察：即

• （1）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 （2）我们与人的关系，
• （3）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与上帝的关系”主导每个生活体系

因此，第一个主张要求，这样的生活体系应以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的特别解释为出发点。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势在必行的。如果要在我们的整个生活中打上烙印，它必须从我们意识中生活尚未分裂、被理解为统一的那个点开始——不是蔓延的藤蔓，而是藤蔓发芽的根。当然，这点在于我们人类生活中所有有限的东西与超越它的无限之间的对立。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找到彼此分离的、人类生活不同流派的共同源泉。就个人而言，我们反复体验到，在我们内心深处，当我们向永恒之神敞开心扉时，我们生命的所有光芒都会汇聚成一个焦点，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重新获得那种和谐。而这种和谐往往因日常事物的压力而痛苦地丧失。祈祷不仅体现了我们与上帝的联合，也体现了我们个人生活的联合。因此，历史中的运动，如果不是源于这个最深的源泉，就总是片面的和短暂的。只有那些源于人类个人存在最深处的历史行为，才能涵盖整个生活，才能有持久性。

异教就是这种情况，其最普遍的形式是，它推测、假定并崇拜被造界里的神。这适用于最低级的万物有灵论（Animism），也适用于最高级的佛教。异教并没有超越被造物之上的独立存在的神的概念。即使在这种欠缺的形式中，它也以对无限与有限关系的明确解释为出发点，并因此有能力为人类社会造一个完整形式。正因为拥有这个重要的出发点，它才能够为整个人类生活造一个自己的形式。

伊斯兰教也是如此，其特点是纯粹的反异教的意识形态。它切断被造物与上帝之间的一切联系。穆罕默德和古兰经是历史上的名字，但从本质上讲，新月是异教的唯一绝对对立面。伊斯兰教将上帝与被造界完全隔离，以避免与被造物混杂在一起。作为对立面，伊斯兰教具有同样深远的倾向，也能够产生一个独特的人类生活世界。

罗马天主教也是如此。这里的教皇头衔¹⁶、等级制度、弥撒等等，都只是一种基本思想的产物：即上帝通过一个神秘的中间环节与被造物建立联系，这个中间环节就是教会——不是作为一个奥秘的有机体，而是一个可见的、可触及的和有形的机构。在这里，教会站在上帝与世界之间，罗马天主教只要能够接纳世界并启发世界，也是为人类社会创造了自己的形式。

现在，加尔文主义与这三者并列，并与之相对立，其基本思想也同样深刻。它不像异教那样在被造界寻找上帝；它不像伊斯兰教那样将上帝与被造界隔绝；它不像罗马天主教那样认为上帝与被造界不存在中介交通；而是宣扬一种崇高的思想，即尽管上帝于一切被造物，却以圣灵与被造界直接交流。这甚至是加尔文主义预定论的核心。人们可以与上帝交流，但必须完全符合他永恒的和平旨意。因此，除上帝直接赐予我们的恩典，别无恩典。在我们存在的每一刻，我们的整个属灵生活都安稳在上帝身上。“唯独上帝荣耀”不是起点，而是结果。上帝的预定永不改变。这不是为了将人与人分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骄傲，而是为了从永恒到永恒的保守，从内心保证与永生上帝的直接和即时的交流。因此，加尔文主义者反对罗马的目的首先是要解散一个将自己置于灵魂和上帝之间的教会。教会不是一个职分，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信徒只要用信心和全能者沟通，自己就是教会。因此，就像在异教、伊斯兰教和罗马天主教中那样，在加尔文主义中发现了对人与上帝之间基本关系的正确、明确的解释，而这是真实生活体系的首要条件。

同时，我预料到会有两个反对意见。首先，有人可能会问我，是否把新教通常所享有的荣誉归给了加尔文主义？对此，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当我认为重新建立了与上帝的直接关系要归功于加尔文主义的时候，我并没有低估新教的普遍意义。在新教领域，从历史意义上看，只有路德主义与加尔文主义并肩而立。我希望我是最为赞扬路德英雄主义创举的人。是在路德的心中，而不是在加尔文的心中的痛苦挣扎，引发了世界历史性的裂痕。没有加尔文也可以理解路德，但没有路德就不能理解加尔文。在很大程度上，加尔文收获了威登堡英雄在德国内外播下的种子。但是，当问到谁对改革原则有最清晰的洞察，最充分地实施它，最广泛地应用它时，历史指向日内瓦的思想家，而不是威登堡的英雄。路德和加尔文都争取与上帝的直接交往，路德是从主观的、人的方面出发，而加尔文是从客观的、宇宙方面出发。路德的出发点是称义信心的特定救赎论原则；而加尔文的延伸则更广泛，在于上帝主权的普遍宇宙论原则。自然结果是，路德也继续将教会视为代表和权威的“教师”，站在上帝和信徒之间；而加尔文是第一个在信徒本身之中寻找教会的人。路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仍然依靠罗马天主教的圣礼观和崇拜仪式，而加尔文是第一个在这两方面划出一条从上帝到人，从人到上帝的界线的人。此外，在所有信奉路德宗的国家中，宗教改革都起源于君主而不是人民，因此由地方长官来控制，地方长官在教会中正式担任最高主教，因此无法根据教会的原则改变社会或政治生活。路德宗只局限于教会和神学特征，而加尔文主义则在教会内外对人类生活的每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因此，路德宗从未被说成是一种特殊生活形式的创造者；甚至“路德主义”（Lutheranism）这个词都几乎没有出现过；而历史学者们也越来越一致地承认加尔文主义是完全属于它自己的人类生活世界的创造者。

我们要面对的第二个反对意见是：如果每一种生活体系都必须以与上帝的关系为起点，那么你如何解释现代主义（Modernism）呢？尽管它源于法国大革命，而法国大革命在原则上与所有宗教都决裂了。这个问题不言而喻。如果你从你的观念中排除了永生的上帝，就像“没有上帝，没有主！”的喊声所暗示的那样，你事实上已经提出了一个对“与上帝的关系”的尖锐观点。一个政府，正如你们最近在斯蓬（Spun）事件中所经历的那样，召回了它的大使，并与另一个大国断交，从而宣布它与该国政府的关系是一种紧张的关系，通常会以战争告终。情况类似。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只知道和罗马教会关系，他们消灭了与上帝的一切关系，因为他们希望消灭教会的权力。因此，他们向每一种宗教信仰宣战。但这确实意味着对”与上帝的关系“的一种根本而特殊的解释。这是一项宣言，即从今以后，上帝将被视为一种敌对的力量，是的，甚至是死亡的，即使还没有对心灵造成影响，至少对国家、社会和科学也是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在从法国传到德国的过程中，现代主义不满足于这种赤裸裸的否定；但结果表明，从那一刻起，它就披上了泛神论或不可知论的外衣，在每一种伪装下，它都坚持将上帝从实践和理论生活中驱逐出去，对三位一体上帝的敌意已经全面展开。

因此，我认为，正是与上帝的关系的看法主导着每一个生活体系，而对于我们来说，加尔文主义赋予了这种概念，这要归功于它对上帝与人、人与上帝之间直接团契的基本解释。对此，我还要补充一点，加尔文主义既不是发明也不是构想出这种基本解释，而是上帝亲自将它植入了英雄和先驱们的心中。我们在这里面对的不是聪明的、理性主义的产物，而是上帝在心中工作的成果，或者，如果你愿意，这是历史的灵感。应该强调这一点！加尔文主义从未在天才的祭坛上焚香，它没有为它的英雄树立纪念碑，它几乎不叫他们的名字。日内瓦墙上只有一块石头让人想起加尔文。他的坟墓已经被遗忘了。这是忘恩负义吗？绝不是。但是，如果加尔文受到赞赏，那么即使在16世纪和17世纪，人们也清楚地认为，有一位比加尔文更大的，就是上帝自己。是上帝完成了他的工作。因此，生活中没有哪一种普遍的运动如此缺乏深思熟虑的，也没有哪一种运动像加尔文一样如此不合常规地传播。同时。加尔文主义在西欧所有国家兴起，它之所以出现在这些国家，并不是因为大学是它的先锋，也不是因为学者领导人民，也不是因为地方官员站在他们的首位：而是它发源于人民自己的心中，有织工和农民，有商人和仆人，有妇女和少女；在每一个例子中，它都表现出同样的特征：即对永恒救恩的确据。非但没有教会的干预，甚至与教会对立。人类的心灵已与上帝达成永恒的和平：在这种神圣的团契中，人类的心灵得到了加强，发现了其崇高而神圣的使命，即奉献生命的每一个部分和它所能支配的每一种能量来荣耀上帝。因此，当那些这种神圣生活参与者的男男女女，他们被迫放弃信仰是多么不可能的事。事实证明，他们不可能否认他们的主；成千上万的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他们没有抱怨，而是欢欣鼓舞，心中充满感恩，嘴里吟唱着赞美诗。加尔文不是这一切的作者，而是上帝通过他的圣灵在加尔文身上成就了一切。加尔文并不高高在上，而是作为他们身边的弟兄，与他们分享上帝的祝福。这样，加尔文主义就对与上帝的直接团契有了基本解释，这并不是因为加尔文发明了它，而是因为在这种直接的团契中，上帝亲自赋予了我们的先祖一种特权。而加尔文是第一个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的人。这是圣灵在历史上的伟大工作，加尔文主义因此而圣化，并向我们诠释了其奇妙的能量。

历史上，宗教生活的脉搏有时微弱，有时强劲。16世纪西欧国家就是强劲的情况。当时，信仰问题主导着公共生活的每项活动。新的历史从这种信仰开始，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从法国大革命的不信开始一样。我们无法说清，这种宗教生活的脉动遵循什么法则，但显然存在这样的法则，在宗教高度紧张的时期，圣灵在人心中的作用是不可抗拒的；而上帝这种强大的作用正是我们加尔文主义者、清教徒和朝圣者先辈的经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程度，那在任何伟大的运动中都不会如此；但那些构成当时生活中心的人，那些推动这一巨大变革的人，他们充分体验到了这种更高的力量：他们是社会各个阶层和各民族的男男女女，他们被上帝亲自接纳，与他永恒存在的威严相交。由于上帝在人心中的作用，加尔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人的一生都要像在神面前一样生活。凭借这一决定性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凭借这一强大事实，它允许自己在其整个领域的各个部门受到控制。加尔文主义包罗万象的生活体系就是从这一母体思想中诞生的。

与人的关系

这自然把我们带到了第二个条件，为了创造一个生活体系，每一个深刻的运动都必须遵守这个条件：即，对“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解释。我们如何对待上帝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对待人是第二个主要问题，它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倾向和结构。

人与人之间没有统一性，只有无穷无尽的多样性。在创造本身中，男女的差异已经确立。身体和属灵的天赋和才能使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不同。过去的几代人和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区别。富人和穷人的社会地位差别很大。现在，这些差异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每一个一致的生活体系削弱或加剧。异教和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现代主义以及加尔文主义都根据他们的基本原则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立场。如果像异教所主张的那样，上帝居住在被造界，那么人类中任何高尚的人都会表现出神圣的优越性。通过这种方式，它发明了半神、英雄崇拜，并最终在奥古斯都大帝的祭坛上献祭。另一方面，任何较低级的人都被视为无神论者，因此在印度和埃及产生了种姓制度，在其他地方产生了奴隶制，从而使人处于同胞的卑鄙统治之下。在梦想着天国美女（houries）¹⁷的伊斯兰教下，淫欲篡夺了公共权力，女人是男人的奴隶，就像非穆斯林（卡菲尔 kafir¹⁸）是穆斯林的奴隶一样。

罗马天主教在基督教的土壤中扎根，把绝对的变为相对的，以便以等级制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每一种关系。上帝的天使之间有等级制度，上帝的教会中也有等级制度，人类之间也有等级制度，这导致了一种完全贵族化的生活解释，把生活作为一种理想的体现。

最后，现代主义否认和废除一切差异，直到它把女人变成男人，把男人变成女人为止。它把一切差异都变为一个层级，通过把生活置于统一的禁令之下而扼杀了生活。一种类型必须应用于所有类型，一种统一、一种地位、一种相同的生活发展；任何超越它的东西，都被视为对共同意识的侮辱。

同样，加尔文主义从其与上帝的基本关系中得出了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殊解释，正是这种唯一真正的关系自16世纪以来使社会生活变得高尚，如果加尔文主义将我们整个人类生活置于上帝面前，那么所有男人或女人，无论贫富、软弱或强大、愚钝或有才华，作为上帝的造物和迷失的罪人，都无权彼此主宰，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因此人与人之间也是平等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任何区别，除非上帝亲自赋予了这种区别。他赐予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权威，或使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拥有更多的才能，以便更有才华的人应该为才华不足的人服务，并在他身上服侍上帝。因此，加尔文主义不仅谴责一切公开的奴隶制和种姓制度，而且谴责一切对妇女和穷人的秘密奴隶制；它反对一切等级制度；它不容忍任何贵族，除非他们能够，无论是在个人还是在家庭中，在上帝的恩典下，表现出优越的品格或才能，并表明他们这种优越性不是为了自我扩张或野心勃勃的骄傲，而是为了为服侍上帝。因此，加尔文主义注定要在对生活的民主解释中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宣扬国家的自由。如果在政治和社会上，每个人，仅仅因为他是人，就应该按照一个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那样，被承认、尊重和对待。不达到这些目的誓不罢休。

这不是嫉妒的结果。不是地位较低的人为了篡夺更高的地位而贬低上级，而是所有人都一致跪在以色列圣者的脚下。这解释了加尔文主义没有突然与过去决裂的事实。即使在早期，基督教也没有废除奴隶制，而是通过道德判断破坏了奴隶制，加尔文主义也允许作为中世纪的传统的等级制度和贵族制度暂时延续。威廉·奥兰治（William of Orange）并没有为皇室血统的王子身份而被指控；他因此而更受尊敬¹⁹。但从内心来说，加尔文主义改变了社会结构，不是通过阶级嫉妒，也不是通过对富人财产的过度尊重，而是通过对生活的更严肃的解读。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通过更好的劳动和更高的品格发展激起了贵族和富裕公民的嫉妒。首先仰望上帝，然后是邻舍，这是加尔文主义所倡导的驱动、思想和属灵习俗。从这种对上帝的神圣敬畏和在上帝面前的团结一致中，一种更神圣的民主思想发展起来，并不断获得支持。这一结果的产生，与其说是埃格蒙特（Egmont）的功劳，不如说是同甘共苦的团契的功劳。尽管埃格蒙特和霍恩（Hoorn）公爵忠于罗马天主教，但他们登上了工人和织工被处死的同一个绞刑架。在那场惨烈的死亡中，阶级之间的和解得到了认可。贵族阿尔瓦（Alva the Aristocrat）通过血腥的迫害，促进了民主精神的繁荣发展。就纯粹的人类利益而言，将人置于与人平等的地位，这是加尔文主义无可争辩的永恒荣耀。它与法国大革命的平等狂想的区别在于，在巴黎，那是一次反对上帝的一致行动，而在这里，所有人，无论贫富，都跪在上帝面前，为上帝之名的荣耀而热心。

与世界的关系

决定人生观的第三个基本关系是你与世界的关系。如前所述，你接触到三个主要元素：即上帝、人类和世界。加尔文主义将你置于上帝和人类的关系中，经过这样的审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基本关系就摆在眼前：即你对世界的态度。关于异教，一般来说，它对世界的评价过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既害怕世界，又迷失于世界之中。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对世界的评价过低，嘲笑世界，并在追求感官天堂的幻想世界时战胜世界。

然而，我们无需多言，因为对于基督教欧洲和美国来说，“人与世界的对立”已经分明成为“世界与基督教圈子的对立”的缩略版。中世纪的传统导致了这种情况。在罗马天主教的等级制度下，教会和世界圣俗二分。一个被神圣化，一个处于诅咒之下。教会之外的一切都在魔鬼的权势之下，驱魔（exorcism 天主教赶鬼的一种祷告）将恶魔的力量从受到教会保护、影响和启发的一切事物中驱除出去。因此，在一个基督教国家，整个社会生活都将被教会的羽翼所笼罩。地方官员必须受膏和被认信约束；艺术和科学必须受到教会的鼓励和谴责；贸易和商业必须通过行会与教会联系起来；从摇篮到坟墓，家庭生活都要受到教会的监护。这是一项巨大的努力，旨在将整个世界归于基督。但这种努力必然会给各种生活倾向带来最严酷的审判。这些倾向要么是异端，要么是恶魔，因此不再受教会的祝福。因此，火刑柱同样适用于女巫和异教徒，因为原则上，两者都同样被禁止。这种麻痹人的理论（deadening theory）是按照铁的逻辑实施的，不是出于残忍，也不是出于任何卑鄙的野心，而是出于拯救基督教世界，即被教会所笼罩的世界的崇高目的。逃避世界是修道院甚至神职人员的平衡策略。他们强调教会中心的神圣性，以更加藐视外面世俗的放纵。教会通过对世界的统治，成为其生活自由发展的障碍，结果却是：世界腐蚀了教会。

加尔文主义以双重社会状态（dualistic social state），彻底改变了思想和观念的世界。同样，加尔文主义将自己置于上帝面前，不仅因为人与神的形象相似而尊敬人，而且将世界视为神的神圣创造，并立即将这一伟大原则置于首位，即存在一种特殊的恩典，可以带来救赎，也存在一种普遍的恩典，上帝通过这种恩典维护着世界的生活，放缓了落在它身上的诅咒，阻止了它的腐败过程，给了我们生活的自由发展以空间，让我们在生活中荣耀神的名。因此，教会退居幕后，而成为信徒的会众集合，不扩大也不缩小范围。在每一个方面，世界的生活不是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而是从教会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因此，家庭生活恢复了独立，贸易和商业在自由中发挥了力量，艺术和科学摆脱了教会的一切束缚，恢复了自身的灵感。人类开始理解，将一切自然及其隐藏的力量和宝藏都服从于自己，这是天堂最初的法令加给他的神圣职责：“治理这地”。从今以后，诅咒不再落在世界本身身上，而是落在其中的罪恶上，现在强调的不是修道院式的逃避世界，而是在世界里，在生活中的每一个位置上侍奉上帝的责任。在教会中赞美上帝、并在世界上侍奉上帝，这成为鼓舞人心的动力。在教会中，人们集中力量来抵制世界上的诱惑和罪恶。因此，清教徒的清醒与重新征服整个世界的生活齐头并进。加尔文主义推动了这一新的发展，它敢于用罗马思想来面对世界：nil humanum a me alienum puto（我认为人类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尽管它从不允许自己被罗马的毒杯击倒。

加尔文主义在与再洗礼派（Anabaptism 重洗派）的对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再洗礼派采用了相反的方法，为了逃避世界，它确认了修道院的出发点，将其概括并作为所有信徒的规则。阿科斯主义（Akosmism 无宇宙主义）²⁰在西欧许多新教徒中兴起，不是源于加尔文主义，而是源于再洗礼派原则。

事实上，再洗礼派采用了罗马天主教理论，但有一点不同：它将上帝的国度放在了教会的建筑之内，消除了两种道德标准之间的区别，一种针对神职人员，另一种针对世俗之人。除此之外，再洗礼派者的立场是：（1）未受洗者的世界处于诅咒之下，因此信徒要退出所有民事机构； (2) 已受洗的信徒（和罗马在一起就是教会，和他在一起就是上帝之国度）有责任将所有公民生活置于其监护之下并对其进行改造；因此，莱顿的约翰（John of Leyden）在芒斯特以新锡安之王的身份强行建立了他无耻的权力，他的信徒还赤身裸体地跑过阿姆斯特丹²¹的街道。加尔文主义以同样的理论，拒绝了罗马关于世界的理论，也拒绝了再洗礼派的理论，并宣称教会必须再次撤回到其属灵领域，并且在世界上我们应该实现上帝普遍恩典的力量。

加尔文主义承受了未来的应许

由此可见，对于人类存在的三个基本关系：即我们与上帝、人和世界的关系，加尔文主义有一个明确定义的出发点。对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人与永恒者的直接团契，独立于牧师或教会。对于与人的关系：承认每个人的价值，这是他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而来的，因此，在上帝和人类统治者面前，人人平等。对于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承认整个世界的诅咒都受到恩典的约束，世界的生活应该在独立中得到尊重，我们必须在每一个领域发现宝藏，开发上帝在自然和人类生活中隐藏的潜能。这充分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加尔文主义充分回答了上述三个条件，因此无可争辩地有权和异教、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和现代主义一样站立，并宣称自己拥有明确的原则和包罗万象的生活体系。

甚至这还不是全部。加尔文主义在特定的圈子里形成了十分独特的生活解释，从中在属灵和世俗领域都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体系，这一事实证明了其是一个独立的形态（formation）。但它还没有将人类本身引领到更高发展阶段的声望。我们认为，这种生活体系尚无独立赋予我们内心以能量和敬虔。在中国，同样可以断言，儒家思想在特定的圈子里产生了一种生活形式，而蒙古民族的生活形式建立在自己的理论之上。但中国为整个人类的稳步发展做了什么呢？即使它的生活之水清澈，也只不过形成了一个孤立的湖泊。此评价也适用于印度曾经引以为豪的高度发达，以及蒙特祖玛（Montezuma）和印加人时代墨西哥和秘鲁的情况。在所有这些地区，人们都达到了高度发展，但就此止步，并且保持孤立，丝毫没有给整个人类带来好处。这更适用于沿海和非洲内陆有色人种的生活，这是一种低级的存在形式，甚至让我们想起的不是湖泊，而是池塘和沼泽。

只有一条世界之流，宽阔而清新，从一开始就承载着未来的希望。

亚伯拉罕·凯波尔（1837-1920）

只有一条世界之流，宽阔而清新，从一开始就承载着未来的希望。这条河流发源于中亚和黎凡特，并稳步从东向西流淌。它从西欧流向你们的东部各州，再从那里流向加利福尼亚。这条发展之流的源头位于巴比伦和尼罗河谷。从那里流向希腊。从希腊传到罗马帝国。从罗马国家，它继续流向欧洲西北部，从荷兰和英国，它终于到达了你们的大陆。目前，这条河流处于停滞状态。它通向中国和日本的西方路线受阻；同时，没人知道在迄今为止未能进步的斯拉夫民族中，未来可能还潜伏着什么样的力量。但是，虽然未来的这个秘密仍然隐藏，但这条世界大流从东到西的路线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因此，我有理由说，异教、伊斯兰教和罗马天主教是这一发展所达到的三个连续形态，当它的进一步方向交给加尔文主义手中时；法国大革命的女儿——现代主义，拒绝了加尔文主义的主导影响。

这四个连续发展阶段并不是机械发生的，前后并没有清晰的划分和区分。生活的发展是有机的，因此每个新时期都植根于过去。加尔文主义最深层的逻辑已经被奥古斯丁所理解；在奥古斯丁之前，使徒早在《罗马书》中就向七丘之城²²宣告了加尔文主义；从保罗可以追溯到以色列及其先知，甚至追溯到列祖（Patriarchs）的帐篷。罗马天主教同样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以色列祭司、加略山十字架和罗马帝国世界组织的三种力量的世界组织产物。伊斯兰教以同样的方式与以色列的一元论、拿撒勒先知²³和可拉什派（the Koraishites）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甚至巴比伦和埃及的异教，以及希腊和罗马的异教，都与这些国家背后的因素有着有机联系，这些因素先于他们生活的繁荣。但即便如此，人类发展中心的最高力量也明显地从巴比伦和埃及转移到希腊和罗马，然后转移到教皇统治的主要地区，最后转移到西欧的加尔文主义国家。如果以色列在巴比伦和埃及时代繁荣昌盛，无论其标准有多高，我们人类的方向和发展并不掌握在亚伯拉罕的儿子手中，而是掌握在伯沙撒²⁴和法老的手中。同样，这种领导权并没有从巴比伦和埃及传给以色列，而是传给了希腊和罗马。无论伊斯兰教出现时基督教的潮流有多高涨，在公元8世纪和9世纪，穆罕默德的追随者都是我们的老师，世界历史曾在他们手中。尽管罗马天主教的霸权在明斯特和约²⁵（Munster）之后仍然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没有人质疑，我们现在所享有的更高发展既不是西班牙也不是奥地利，甚至不是当时的德国，而是荷兰的加尔文主义国家和16世纪的英国。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罗马天主教阻止了法国的这种更高发展，但在法国大革命中，它可能展现出加尔文主义的可怕漫画图景，其悲惨的后果摧毁了法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内在力量，削弱了它的国际重要性。加尔文的基本思想从荷兰和英国移植到了美国，从而推动了我们的更高发展不断向西推进，直到现在在太平洋沿岸虔诚地等待着上帝所命定的一切。但无论未来还有什么奥秘要揭开，事实仍然是，人类发展的大流从巴比伦流向旧金山，穿过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伊斯兰、罗马和加尔文文明的五个竞技场。而欧洲和美国目前发生的冲突，其人为原因在于加尔文主义的能量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根本对立，加尔文主义的能量来自上帝的宝座，在上帝的话语中找到了力量的源泉，并在人类生活的每个领域都高举上帝的荣耀。法国大革命则将其做为一种讽刺，法国大革命高呼“没有神，没有主”以宣扬其不信的思想。而目前正以德国泛神论的形态，越来越沦为一种现代异教。

人类发展的大流从巴比伦流向旧金山，穿过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伊斯兰、罗马和加尔文文明的五个竞技场。

the broadstream of the development of our race runs from Babylon to San Francisco, through the five stadia of Babylonian-Egyptian, Greek-Roman, Islamitic, Romanistic and Calvinistic civilization

亚伯拉罕·凯波尔（1837-1920）

请注意，当我宣称加尔文主义既不是教会的、也不是神学的、也不是宗派的概念，而是人类总体发展的主要阶段之一时，我并不过激；在这些阶段中，加尔文主义是最年轻的，其呼召仍然是影响人类生活的未来。然而，现在请允许我指出另一种情况，这加强了我的主要论点，即血统的混合（the commingling ofblood）是迄今为止所有高级人类发展的物质基础。从亚洲高地，我们的人类成群而来，而这些又被划分为种族和国家；完全符合诺亚的预言祝福，闪和雅弗的孩子是人类发展的唯一载体。第三组从未产生过任何更高生命的冲动。其他两组则呈现出双重现象。有些民族与世隔绝，有些民族则相互融合。因此，一方面，有些民族完全控制着自己固有的力量，另一方面，有些民族通过融合将自己的特征与其他部落的特征交叉，从而达到了更高的完美。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发展进程稳步推进着那些历史特征不是与世隔绝而是血统融合的民族。总体而言，蒙古族与世隔绝，在与世隔绝中，其整个民族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在喜马拉雅山后面，类似的生活与世隔绝，因此未能给外界带来任何永久的推动力。即使在欧洲，我们也发现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斯拉夫人几乎没有任何血统融合，因此未能发展出更丰富的类型，他们很少参与人类生活的总体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大型博物馆中保存的巴比伦石板，通过铭文的两种语言表明，在美索不达米亚，阿卡迪亚人²⁶中的雅利安人²⁷元素在早期与闪族-巴比伦人混合；埃及学让我们得出结论，在法老的土地上，我们从一开始就面对着由两个非常不同的部落混合产生的人口。没有人再相信希腊人假装的种族统一。在希腊和意​​大利，我们面对的是，早期的佩拉斯吉人（Pelasgians）、伊特鲁里亚人（Etruscians）和其他人种混合的种族。伊斯兰教似乎只存在于阿拉伯，但伊斯兰教在摩尔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和其他一系列被征服部落中的传播情况，这些部落之间通婚很普遍，这说明一个事实：穆斯林之间的血统混合甚至比他们的前辈更多。当世界的领导权落入罗马民族手中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土著人通常是巴斯克人（Basques）或凯尔特人²⁸，凯尔特人又被日耳曼部落击败，就像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和伦巴第人一样，西班牙的西哥特人、葡萄牙的施瓦本人（Swabians）和法国的法兰克人也为衰弱的血管注入了新鲜血液，正是这种奇妙的复兴，罗马民族直到16世纪才恢复了活力。因此，在民族国家的生活中，同样的现象会重复出现，这种现象经常被历史学家视为王室家族间跨国联姻的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哈布斯堡王朝（the Hapsburgs）和波旁王朝（the Bourbons）、奥兰治王朝（the Oranges）和霍亨索伦王朝（the Hohenzollern），在一个又一个世纪中，培养出了许多最杰出的政治家和英雄。牲畜饲养者通过杂交不同品种来达到同样的效果，植物学家通过遵循相同生命法则来获得巨额利润；不难看出，自然力量的结合，在不同部落之间分配，必然会产生更高的发展。除此之外，还应该补充一点，人类的历史并不是朝向任何一个部落的进步，而是朝向整个人类的发展，因此需要这种血统的混合才能达到目的。事实上，历史表明，加尔文主义最广泛传播的国家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同样的种族融合。在瑞士，德国人与意大利人和法国人联合；在法国，高卢人、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联合；在苏格兰低地，凯尔特人、威尔士人与德国人联合；同样在英格兰，古老的凯尔特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后来由于诺曼人的入侵而提升到了更高的民族生活水平。事实上，历史表明，加尔文主义最广泛传播的国家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同样的种族混合。在瑞士，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联合；在法国，高卢人、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联合；在苏格兰低地，凯尔特人和威尔士人²⁹与德国人联合；同样在英格兰，古老的凯尔特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后来由于诺曼人的入侵而提升到更高的民族生活水平。事实上，可以说，西欧的三个主要部落，即日耳曼人领导下的凯尔特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为我们提供了加尔文主义国家的谱系。在美国，加尔文主义以更高的自由度展现自己，这种血统混合的比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在这里，古代世界所有部落的血脉汇聚在一起，还有来自爱尔兰的凯尔特人、来自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日耳曼人，以及来自俄罗斯和波兰的斯拉夫人，他们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已经非常活跃的种族融合。后一个过程是在更高的指数下发生的，这不仅仅是部落与部落的联合，而且古老的历史民族正在解体，以便让其成员重新团结在一个更高的统一体中，而这个统一体迄今为止一直被美国类型所同化。在这方面，加尔文主义也完全符合人类生活每个新发展阶段所规定的条件。它在一个比罗马天主教更强烈的血统混合的领域中传播开来，并在美国将这种混合提升到了可以想象的最高水平。

由此可见，加尔文主义不仅满足了血统混合的必要条件，而且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它还代表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舞台。在巴比伦，这种血统混合意义不大；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它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伊斯兰教下，它走得更远；在罗马天主教下进而占主导地位；但只有到了加尔文主义国家中，它才达到了最完美的境界。在美国，它正在实现旧世界所有国家的融合。加尔文主义也表现出人类发展过程的类似高潮，因为只有在加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公共活动的驱动才会来自民众本身。在国家生活中，也有从未成年期到成熟期的发展。就像在家庭生活中，在儿童时期，事情的方向掌握在父母手中一样，在国家生活中，在他们未成年时期，首先是亚洲专制君主，然后是一些杰出的统治者，然后是祭司，最后是祭司和行政长官一起站在每一项运动的领头位置，这是很自然的。巴比伦和法老统治下、希腊和罗马、伊斯兰教和教皇制度下的国家历史充分证实了这一发展进程。但不言而喻，这不可能是一种永久的状态。正因为在进步发展中，各个民族最终都成熟了，它们最终也必须到达这样一个舞台，在那里，人民自己觉醒，为自己的权利而战，发起了一场决定未来事件进程的运动；加尔文主义的兴起似乎已经到达了这个舞台。迄今为止，每一个前进的运动都来自国家、教会或科学的权威，然后从那里传到人民。另一方面，在加尔文主义中，民众在广泛的队伍中脱颖而出，形成了自己的自发性，向更高级的社会生活和条件迈进。加尔文主义与人民一同兴起。在路德宗国家，地方官员仍然是公共进步的领导者，但在瑞士、胡格诺派、比利时、荷兰、苏格兰以及美国，人民自己创造了动力。他们似乎已经成熟，已经到了他们的年龄。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荷兰，贵族一度为被压迫者采取了英勇的立场，但他们的活动归于无有，只有人民凭借无畏的精神打破了障碍，其中包括“普通民众”，沉默者威廉自己也承认，他的事业之所以成功，要归功于他们的英勇倡议。

加尔文主义的实践

因此，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核心现象，加尔文主义不仅有资格与异教、伊斯兰教和罗马天主教并驾齐驱，因为与这些宗教一样，它代表着一种主导整个生活的特定原则，而且它还满足人类发展迈向更高阶段的所有必要条件。然而，如果历史没有证明加尔文主义确实使人类生活之流流向了另一个渠道，并使各国的社会生活变得高尚，那么这将仍然是纸上谈兵。因此，最后我断言，加尔文主义不仅含有这些可能性，并且也知道怎样付诸实践。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问问自己，如果16世纪加尔文主义之星没有突然出现在西欧的地平线上，欧洲和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会击溃荷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会实施他们的致命计划。在瑞士，半心半意的精神将占上风。这个新世界的生活开端将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而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欧洲的力量平衡将恢复到以前的地位。新教将无法在政治上维持下去。哈布斯堡王朝、波旁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罗马保守派力量将无法再抵抗；而欧洲和美国所看到的国家的自由发展将完全被阻止。整个美洲大陆将继续受西班牙统治。这两个大陆的历史将变成最悲惨的历史，而莱比锡过渡期（Leipzig Interim）³⁰的精神是否会通过罗马化的新教，再次将北欧置于旧等级制度的统治之下，这永远是一个问题。本世纪下半叶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们对荷兰与西班牙的斗争充满热情，将其作为最佳研究课题。这只能通过这样的信念来解释：如果当时西班牙的权力没有被加尔文主义精神的英雄主义所摧毁，那么荷兰、欧洲和世界的历史现在就会痛苦而悲伤和黑暗，多亏了加尔文主义，它才变得光明和鼓舞人心。弗鲁因（Fruin）教授公正地指出：“在瑞士、法国、荷兰、苏格兰和英格兰，以及新教必须在刀剑的威胁下确立自己地位的所有地方，加尔文主义都获得了胜利。”

回想一下，世界历史上的这一转折不可能发生，除非在人类心中植入另一种原则，并向人类思想揭示另一个思想世界；只有通过加尔文主义，自由的赞歌才能从不安的良心到达口边；加尔文主义已经为我们赢得和保障了宪法公民权利；与此同时，西欧发起了一场强大的运动，促进了科学和艺术的复兴，开辟了新的商业和贸易途径，美化了家庭和社会生活，将中产阶级提升到荣誉地位，导致慈善事业比比皆是，更重要的是，清教徒的严肃性提升、净化和提高了道德生活；你们自己判断，是应该再把上帝赐予的加尔文主义驱逐到历史档案中，还是认为加尔文主义能为未来带来祝福和光明希望？这是否只是一个梦想？

布尔人（the Boers）在德兰士瓦（Transvaal）与最强大国家的斗争一定经常让你想起自己的过去³¹。在马朱巴（Majuba）取得的成就³²以及最近詹姆逊突袭（Jameson’s raid）³³之际，旧加尔文主义的英雄主义再次光辉地显现出来。如果加尔文主义没有从我们的父辈传给他们的非洲后裔，那么黑暗大陆的南部就不会出现自由共和国。这证明加尔文主义并未消亡——它仍然在萌芽中保留着昔日辉煌的生命力。是的，就像法老石棺中的一粒麦子，再次埋入土壤后会结出百倍的果实一样，加尔文主义本身仍然具有对国家未来的奇妙力量。如果我们两大洲的基督徒在我们更加神圣的斗争中仍然被期望取得英雄般的成就，在十字架的旗帜下与时代精神抗争，那么唯独加尔文主义才能用坚定不移的原则武装我们，凭借这一原则的力量，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尽管胜利远非易事。

（第一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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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凯波尔（1837-1920）是荷兰牧师、神学家、记者、教育家和荷兰首相（1901-1905）。凯波尔对加尔文主义这一包罗万象的世界观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亚伯拉罕·凯波尔博士记录了他一生的激情所在，他所有不朽努力的目的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一个崇高的动机激励着我的思想和灵魂。如果我要逃避神圣的需要，那就让我失去生命。那就是：尽管有世俗的反对，上帝的神圣法令仍将再次在家庭、学校和国家建立，造福人民；将上帝的法令刻进国家的良知，圣经和创世见证了这一点，直到国家再次向上帝致敬。

One high motive has acted like a spur upon my mind and my soul. And sooner than that I should seek escape from the sacred necessity that is laid upon me, let the breath of life fail me. It is this: That in spite of all worldly opposition, God’s holy ordinances shall again be established in the home, in the school and the state for the good of the people; to carve, as it were into the conscience of the nation the ordinances of the Lord, to which the Bible and Creation bear witness, till the nation pays homage again to God.

他为这一崇高的使命付出了全身心的奉献。

亚伯拉罕·凯波尔于 1837 年出生于荷兰马斯莱斯。他的父亲是该镇教堂的牧师。尽管最初被认为反应迟钝，但他 12 岁就进入了文科中学，后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莱顿大学。他在26岁时获得博士学位。他在几座教堂担任牧师，并成为反革命党出版物的编辑。他被选为议会下院议员，任期三年，并于1880年创立了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该大学以圣经为绝对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整个知识结构。”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以近乎超人般的活跃度主宰了荷兰的宗教、政治和历史。他的七十岁生日成为了全国性的庆祝活动。

凯波尔博士于1901年至1905年担任荷兰首相。人们常说，没有他不知道的人类知识领域。在教学、传道、执政和探索许多其他知识领域的所有职责中，他写的每日敬虔操练，立即成为经典。亚伯拉罕·凯波尔于1920年去世，享年83岁。

1898年，凯波尔博士访问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了题为《加尔文主义讲座》的“石头讲座”。这些讲座一经发表，立即成为归正会的经典之作，解释了圣经在生活、信仰和实践各个领域的应用的彻底性。讲座中涉及的主题展示了“加尔文主义”的广泛应用：加尔文主义生活体系、加尔文主义与宗教、加尔文主义与科学、加尔文主义与政治、加尔文主义与艺术、加尔文主义与未来。

在定义了“加尔文主义”一词被其反对者和支持者使用的所有方式后，他决定采用伟大的美国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的说法，因为他的讲座探讨了加尔文主义的影响，即加尔文主义“有一套本体论、伦理学、社会幸福、人类自由的理论，所有这些都源于上帝。”作为最纯粹的基督教形式，它在荷兰、法国、英国、瑞士和北美的影响最大。凯波尔展示了加尔文主义如何展现出一种“生命系统的统一性”，其中的原则适用于思想和努力的每一个领域，与“异教、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和现代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目前正在庆祝新教改革500周年。没有一位改革者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比约翰·加尔文更大，他的神学后裔塑造了美国历史、政府和文化的方向。亚伯拉罕·凯波尔提醒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他们有着辉煌的传统，我们也应该通过阅读或重读《加尔文主义讲座》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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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phrase “His thoughts crowd upon him like a multitude” is from Psalm 94:19 ↩︎
2. As Dr. James Orr (in his valuable lectures on the Christian View of God and the World, Edinb. 1897, p. 3) observes, the German technical term weltanschauung has no precise equivalent in English He therefore used the literal translation view of the world notwithstanding this phrase in English is limited by associations, which connect it predominatingly with physical nature. For this reason the more explicit phrase; life and worldview seems to be more preferable. My American friends, however, told me that the shorter phrase, life system,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ocean, is often used in the same sense. Solecturing before an American pubic, I took the shorter phrase, at least in the title of my first lecture, the shortest expressional ways having some preference for what is to be the general indication of your subject matter. In my lectures, on the contrary, I interchanged alternately both phrases of life-system and life and world vie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al meaning predominating in my argumentation. See also Dr. Orr’s note onpage 365. ↩︎
3. 在凯波尔原著11页的脚注中，谈到了奥尔的《基督教的神论和世界观》中那些颇有价值的讲座。指出世界观一词在翻译为英语时所遇到的巨大困难。他说，奥尔把这个词翻译为view of the world，他确倾向于更直白的life and world view。还是美国的同行说服了他，他们认为，life system是一个合适的同义词，在美国已经广泛流传。 ↩︎
4. George Whitefield, born in 1714, in Gloucester, England; died in 1770, in America. Preacher of unusual eloquence. ↩︎
5. R. Fruin, Tien Jaren uit den tachtig-jarigen Oorlog, p. 151. ↩︎
6. R. C. Bakhuizen Van den Brink, Het Huwelijk can Willem vanOrange met Anna van Saxen; 1853, p. 123: “Zoo al de laatste intijdsorde, zoo was het Calvinisme de hoogste ontwikkelingsvormvan het Godsdienstig-staatkundig beginsel der zestiende eeuw.Zelfs de rechtzinnige staatkundigen dier eeuw, zagen met nietminder verachting enafschuw neder op den Geneefschenregeeringsvorm – als men het in onze dagen zou kunnen doen,wanneer een Staat het socialisme tot gebinsel mocht aannemen.Een hervormingskamp, die zoo laat na het ontstaan derHervorming kwam als dat bij ons, in Frankrijk en in Schotlandplaats had, kon niet anders dan Calvinistisch en ten voordeelevan het Calvinisme zijn.” ↩︎
7. Cd. Busken Huet, Het Land van Rembrandt; 2de druk, II, p. 223P. 159: “Was uit den aard der zaak de religie eene derhoofdzenuwen van den Kalvinistischen Staat,” enz. (om andere redenen de negotie): en. p.10, Noot 3: “De geschiedenis van onzevrijwording is voor een groot gedeelte geschiedenis van onzehervorming, en de geschiedenis van onze hervorming isgrootendeels geschiedenis van de uitbreiding van hetKalvinisme.” Bakhuizen Van den Brink, Studien en Schetsen, IV,68, v.g. ↩︎
8.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d. New York, II, p.405. Cf. Von Polenz, Geschichte des Franzoischen Protestantismus, 1857, I, p. viii: “Eine Geschichte . . . in welcherder Geist, den Luther in Frankreich geweckt, dieses mit Eigenemund Fremden genahrt und gefordert, Calvin aber gereinigt,geregelt, gehutet, gestarkt, fixirt und als en bewegendes Fermentuber die Schranken des Raums und der Verhaltnisse weitergetrieben hat, der in seinen mannigfachen Strahlen allegeschichtlichen Moment mehr oder weniger beruhrendenBrenn- und Lichtpunkt bildet. Nennen wir diesen Geist,uneisentlich uns anachronistisch zwar, aber, da er ohne Calvinsich verfluchtigt haben wurde, nicht unwahr, Calvinismus; so istmeine Geschichte, ausser der de franzoischen Calvinismusimengeren und eigentlichen Sinne, die seiner einwirkung aufReligion, Kirche, Sitte, Gesellschaft und sonstige Verhalynissen Frankreichs.” C. G. McCrie, The Public Worship of Presbyterians Scotland; 1892, p. 95: “It may lead some to attach value to the sesentiments of Calvin if they know in what light the system which bears his stamp and his name is regarded by an Anglican Churchman of learning and insight, which give him a right to beheard in such a matter, ‘The Protestant movement,’ wrote Mark Pattison, ‘was saved from being sunk in the quicksands of doctrinal dispute chiefly by the new moral direction given to it in Geneva. ‘Calvinism saved Europe.’ ” P. Hume Brown. John Knox; 1895, p. 252: “Of all the developments of Christianity, Calvinism and the Church of Rome alone bear the stamp of an absolute religion.” P. 257: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alvin and Castalio, and between Knox and the Anabaptist, was not merely one of doctrine and dogma: their essential difference lay in the spirit with which they respectively regarded human society intself.” R. Willis, Servetus and Calvin; 1877, p. 514, 5: “There can be little question, in fact, that Calvinism, or some modification of its essential principles, is the form of religious faith that has been professed in the modern world by the most intelligent, moral, industrious, and freest of mankind.” Chambers, Encyclopaedia; Philadelphia; 1888, in voce Calvinism: “With the revival of the evangelical party in the end of the century Calvinism revived, and it still maintains, if not an absolute sway, yet a powerful influence over many minds in the Anglican establishment. It is one of the most living and powerful among the creeds of the Reformation.” Dr C. Sylvester Horne, Evangelical Magazine, August, 1898. New Calvinism, p.375 ff, and Dr W. Hastie, Theology as Science; Glasgow, 1899, pp. 100-106: “My apology and plea for the Reformed Theology, inpresence of the other tendencies of the time, have been founded upon the two most general and fundamental points of creed that can be takem: the universality of its basis in human nature, as the condition of its method, and the universality of God, as the ground of its absolute truth.” ↩︎
9. 胡格诺派（法语：Huguenot，发音：[yɡno]），16世纪至17世纪法国基督新教信奉加尔文思想的一支教派，俗称法国新教。 ↩︎
10. 丐军（荷兰语：Geuzen，英语：the Beggars）是自1566年起反抗西班牙在尼德兰地区统治的荷兰贵族加尔文主义者及其他不满者组成的联盟。 ↩︎
11. 孟尼利克二世（1844年8月17日—1913年12月12日），埃塞俄比亚皇帝（1889年—1913年）。埃塞俄比亚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 ↩︎
12. 译注：牛津运动，十九世纪以牛津大学为中心的英国圣公会内兴起的运动，旨在反对圣公会内的改革宗倾向，标榜恢复传统的罗马天主教教义与礼仪 ↩︎
13. 译注：独立派是十六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中主张各教堂独立自主的一派，主要包括公理会，浸信会 ↩︎
14. 译注：德国的路德宗教会都以各自所在的省的君主为领袖 ↩︎
15. 异教 Paganism，按作者下文的定义是指：推测、假定并崇拜一位被造界里的神。按照剑桥词典的定义，也类似，是指多神教，尤指世上几个主要宗教兴起之前的宗教（a religion that worships many gods, especially a religion that existed before the main world religions） ↩︎
16. (Ed.) Originally a Persian headdress. The tiara of papacydenotes its triple power; temporal, spiritual, purgatorial. ↩︎
17. (Ed.) From a Persian word signifying “black-eyed.” ↩︎
18. (Ed.) Kafir is an Arabic word denoting “unbeliever.” ↩︎
19. 注：威廉一世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期间领导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奥伦治亲王 ↩︎
20. 无宇宙主义（Acosmism）是一种否认宇宙真实的哲学观点，认为无限的绝对是唯一的现实。它经常与泛神论形成对比，泛神论相信一切都是上帝 ↩︎
21. (Ed.) John Beuckelszoon, named John of Leyden after the city of his birth, 1510, Dutch fanatical leader of the Anabaptists in the capture of Munster. Died 1536. The devotees named above, 7 men and 3 women, were holding a nocturnal meeting, in February, 1535, in Amsterdam, when their leader, Hendrick Hendricks Snyder cast his clothes into the fire, and commmanded his followers to do likewise. At his behest they followed him, running through the streets and crying, “Woe, woe, woe; the vengeance of God, the vengeance of God.” They were soon captured. The men were beheaded, the women drowned, except one who escaped. Snyder claimed he had seen heaven, hell, and God, and that the judgment day was at hand. ↩︎
22. 因罗马是建造在台伯河岸边七座美丽的山丘上，故又名曰“七丘之城”。 ↩︎
23. 注：伊斯兰教承认耶稣，但只视为先知。穆罕默德早年曾接触犹太教和基督教并受影响 ↩︎
24. 注：巴比伦王，见但以理书第五章 ↩︎
25. 明斯特和约（Vrede van Münster），签定于1648年，和约中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四世正式承认荷兰为主权国家。 ↩︎
26. (Ed.) From Accad, perhaps the southern of the two ancient divisions of Babylon; Sumer and Accad. Held by some to be non-Semitic. Cf. Gen. 10:10. ↩︎
27. (Ed.) Aryan from the Sanskrit word Arya meaning noble – a term formerly used with Indo European or Indo German. The term is sometimes used loosely in the sense of Japhetic. ↩︎
28. (Ed.) Celt or Kelt a member of that western European branch of the Aryan family that includes the Ghadelic peoples, the Scotch Gaelics, the Irish, the Erse and Manx, and the Cymric (the Welsh Cornish and low Bretons). The Romans knew them as Gauls. They evidently were related to the Teutons. The indiscriminate use of the term Celt has led to much confusion. ↩︎
29. (Ed.) Inhabitants of Wales, part of Great Britain. The word Welsh (Dutch, Waalsch) signifies foreigner. The Welsh languageis the Cymric as spoken by the Welsh. Cf. preceding note. ↩︎
30. 注：1548年在麦兰松主持下德皇与国会达成的调合德国罗马天主教与抗罗宗的临时协议 ↩︎
31. 这里指第一次布尔战争（英语：First Boer War 1880年12月16日-1881年3月6日），是英国与南非布尔人之间的一次小规模战争。 ↩︎
32. The Battle of Majuba Hill on 27 February 1881 was the final and decisive battle of the First Boer War that was a resounding victory for the Boers. ↩︎
33. 詹姆森突袭（1895 年 12 月 29 日 – 1896 年 1 月 2 日）是英国殖民行政官利安德·斯塔尔·詹姆森在塞西尔·罗兹的雇佣下对南非共和国（俗称德兰士瓦）进行的一次失败的袭击。The Jameson Raid (29 December 1895 – 2 January 1896) was a botched raid against the South African Republic (commonly known as the Transvaal) carried out by 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or Leander Starr Jameson, under the employment of Cecil Rhod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