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的历史哲学9个要点｜约翰·拉什杜尼

“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今天的基督教学者和学生面前迫在眉睫。大众普遍认为，历史是对时间中所发生事件与变迁的记录，因此，他们往往难以适应现代史学所引入的众多新概念（historiography）。尤其在圣经研究领域，学者们热衷于“寻找历史上的耶稣”，但他们的研究结果令人震惊——呈现出的竟是一个“破除神话”（demythologized）的耶稣，与圣经所描绘的基督形象迥然不同。此外，无论是教会历史学家还是世俗历史学家，都倾位格化的自然力量所推动的进程，这种观点不仅将上帝和基督排除在历史之外，也使他们在当下世界中显得遥不可及。

历史是什么？在无数发生过的事件与人物中，哪些被认为是重要的，又是如何被选定的？1942-1943 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The Battle of Stalingrad）与 451 年的阿瓦拉尔战役（The Battle of Avarair）相比，哪一场更具历史意义，或者二者同样重要？为何我们倾向于强调前者，而往往忽略后者？究竟在何种情况下，一个事件才被视为“历史”？

要深入理解这一问题，最好的方式或许是分析一位当代重要神学家的观点。这位神学家是一名圣公会平信徒，自 1961 年以来一直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担任圣经与宗教副教授。阿尔蒂泽（Thomas J. Altizer）主张，任何试图打破现代思想僵局的智识探究，首先必须“坦率地承认基督教世界的上帝已然死亡，并完全接受基督教文明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一结论的结果是，所有曾经与基督教信仰相关的认知意义和道德价值观都已崩塌。上帝之死不仅意味着我们承认历史信仰的神话性，还意味着我们认识到它作为历史性的影响力已然消失：“上帝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存在中已经消亡。”¹这意味着历史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因为上帝已然消亡。“这种‘历史’的意义与现代‘历史性’观念紧密相连：从这一角度来看，‘历史性’意味着彻底沉浸于历史时间之中，与任何可能超越历史的意义或现实完全隔绝²。”现代人的生活具有存在主义特征（existential），这意味着他体验到“一种绝对的自主，最终将其局限于当下的具体时刻之中³。”在这一信仰体系中，历史无法承载任何超验意义。耶稣的生平必须完全以自然主义的方式加以诠释；如果其中涉及任何超自然的力量、行为或影响，那么“历史性”便无法成立。因此，耶稣被“去神话化”，而这个所谓的“历史中的耶稣”与圣经中的耶稣毫无相似之处，后者乃是上帝的道成肉身和预言中的弥赛亚。“完全沉浸在历史时间中”意味着任何事件都被彻底割裂于可能超越它的意义或现实之外。这种信仰将圣经中的上帝排除在历史之外，使历史的理解仅限于自然主义和内在的（naturalistic and immanent）当下力量。这也意味着，历史的核心驱动力是自然法则，因而主要是非个人的。整个存在的广阔领域被视为一个非人格化的（impersonal）、受自然法则支配的能量流动和盲目运动的场域。因此，历史不仅被“去神话化”，也被去位格化（depersonalized）。

圣经的历史哲学（The Bibl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显然与现代信仰背道而驰，且无法调和。圣经哲学的核心基础是创造论，而这一教义对历史的理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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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创造论主张宇宙、时间、历史、人类以及万物皆由至高无上的全能、全知且三位一体的神所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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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意味着历史的意义首先应从神的视角来理解。时间和历史是由神创造的，因此也由神决定和统治。因此，历史的根基不在于时间，也不在于完全沉浸在当下，而是在于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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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圣经把创造描述为神在六天内完成的行为，因此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一种行为，而不是一个过程。任何把创造过程解读为逐渐进行的事情，把“日子”变成“时代”，然后为“科学”解释留下空间的做法，都是放弃了神的主权，屈服于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它把力量归于自然过程，从而削弱了神创造的决定性作用。圣经的描述非常清楚：我们被告知的是一系列完美且最终的行为，而不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创造的行为不仅是完美和最终的，它们也是完全超自然的，这正是它们的特别之处。要给人类一个“历史”的创造理论，就必须用现代的方式理解人类创造的行动，作为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因此这种主动性至少应该融入历史之中，即使它不是完全变成历史的产物。这类神学家属于哲学上的沉浸主义者；他们唯一能接受的上帝，是那个沉浸于历史的上帝，他本身就是自然过程的产物，和人类一起合作，征服时间和历史。所以，上帝和人类就成了在面对现实挑战时的伙伴和同工。正如贾斯汀·罗·尼克松（Justin Wroe Nixon）所说，“对于那些支持沃尔特·劳申布施（Walter Rauschenbusch）观点的人，上帝是推动进步的力量，是生活向前发展的核心现实⁴。”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帝不再是造物主；相反，他变成了另一个受造物，虽然更伟大，但他正在引领人类对抗混乱的力量。他没有创造时间和历史，而是出现在时间和历史之中，通过征服并重塑它来实现自己的意图，赋予它意义。因此，上帝成了时间和历史变革的先锋，反对时间和历史中的混乱和无意义。

毫无疑问，我们对上帝的职能观念即将发生的变化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安，但这些变化中也充满了希望。在这些变化的影响下，我们将上帝看作是最高生命的存在和基础（the atmosphere and the assumption）。他为一切提供了背景，存在于我们欣赏的领域，而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领域。因为上帝是秩序，是每个领域尚未完成的目标；他是人类，是我们在失败时永远不会枯竭的资源。他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同时也将我们所有人引向一个全人类的精神共同体。上帝的经验或许一直像一种药物，在紧急情况下的补救，但它将变得越来越像一个人从山上走回来时带回的健康、快乐的光芒和难忘的景象。上帝是生命的最终目标，这个目标超越了生命本身，但只有上帝才能让我们在生命中实现自我。因为他是我们所知最好的诱导和命令，他真正是“所有革命的核心”。⁵

圣经中的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人类的基本问题在于罪，即反抗上帝和他的律法。历史是基督与反基督之间的斗争，人类的基本需要是通过耶稣基督的血得到救赎，并在基督里、在上帝的律法下生活。现在，律法不再是对人类的起诉，而是生命的宪章（a charter for life）。然而，尼克松提出的观点认为，人类的基本问题并不是对上帝的罪，而是通过征服自然、赋予自然意义以及与混乱的斗争，来实现他在历史中的潜力。这种信仰本身就断言了混乱的存在，因为革命是其核心，而上帝则被视为“所有革命的本质”（the substance of all revolutions）。这种信仰不需要与上帝和解；相反，上帝是革命的领袖，团结全人类追求他们的目标——革命。它的希望不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新人，而是一个新秩序，一场由上帝领导的、反抗敌对宇宙的伟大革命。在这种信仰中，宇宙不是上帝的创造物，而是他的敌人，是需要人类力量来征服的领土。上帝本身是有限的，是宇宙的造物，他带头反抗宇宙，并与人类共同努力实现他的理想。因此，上帝本身就是这一伟大革命过程的核心。信仰中的耶稣，是一个完全（unreservedly）像我们一样的人。然而，可以说“上帝在基督里”，因为耶稣身上体现了上帝对伟大革命的所有希望和“最佳”愿景。人类和历史的潜力在耶稣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⁶。这是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所能给出的最好的上帝和基督，但显然这位基督无法拯救人类，他只能领导和激励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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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圣经的创造论不仅主张创造是上帝的创造性行为，而且，因为它完全是上帝的创造行为，创造也完全在祂的统治之下。这个完全的统治可以用“预定论”（predestination）这个词来代替。由于我们的时代是如此彻底的人本主义，因此它反叛预定论，而预定论不过是对上帝主权、治理和控制的声明。人本主义坚持认为人类必须掌握控制权，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科学规划、心理控制和其他人类试图控制人类与自然的方式，只是人类对预定论的主张。预定论的唯一替代就是完全的偶然、毫无意义和粗暴的事实的统治。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将接受哪种预定论，是上帝的预定论，还是人类的预定论？我们是否接受上帝永恒的旨意、祂的完全规划，还是我们将屈服于人类对一切创造的统治？根据圣经信仰，唯有上帝是上帝，唯有上帝是第一因。这意味着上帝是唯一拥有绝对自由和力量的存在。人的自由是第二因的自由；它是真正的自由，但因为人是被造之物，它是有限的，并且服从于三位一体的上帝对一切事物的完全创造和决定。无论何时何地，创造论被否定或削弱，神的主权和祂的永恒旨意也会被否定或削弱，而主权和预定的力量就会转移到人类手中。作为过程和进化的顶点，人类也成为历史的顶点以及预言和预定力量的体现。

当人们开始背离圣经信仰时，他们转向古代的经典思想，其中包含了对自然法（natural law）的异教信仰。自然法学说主张，自然界中存在支配现实的固有法则，因而这些法则从上帝转移到了自然界。法则不再凌驾于创造之上，而是成为过程的一部分。基督徒在理解自然法时，曾混淆了上帝对自然的护理（providence）与自然界对上帝旨意和律法的完全服从。自然法的观念在基督教思想中广泛传播，成为启蒙运动信仰的主要推动力，并最终导致了拒绝圣经中上帝的信仰。古典自由主义源自这一启蒙运动的信仰，现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也受其影响。根据这一观点，自然界存在固有的过程、规律和控制，因此，规划的主权从上帝转向了自然。然而，达尔文主义摧毁了这种自然信仰。如今，自然过程不再被描绘为完美的法则，而是变成了盲目的、无意识的能量，随意地展现自己。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struggle for survival）是因为它们自身的适应能力，而不是因为遵循自然法则。大自然产生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无法存活，最终成为灭绝的物种或化石。宇宙的命运则随着能量的耗尽而走向灭绝。

所有这些都摧毁了对自然的旧有信仰。自然不再是上帝预定的媒介。自然主义思想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人类不仅必须控制自己的进化，还必须控制动植物的进化。此外，人类还必须创造和控制自己的社会秩序。因此，全能国家主义（total statism）和全能社会主义（total socialism）被视为“科学社会主义”，这种思想认为人类没有预定（predestination）就无法生存，必须由精英控制进程、进行全面规划和预定控制。几个世纪前，柏拉图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在他的著名著作《理想国》中为全面的暴政绘制了蓝图。人类规划和控制、以及人类宿命，再次成为历史上的一股主要力量。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教育、心理健康计划、社会保障和其他各种国家主义计划为人类日益增长的掌控自己预定的尝试提供了框架。简而言之，人类寻求成为自己的救主和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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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圣经信仰中的能量和力量来源，与人文主义信条中的能量和力量来源截然不同。对于以创世论为基础的历史哲学的正统基督徒来说，历史的动力来自上帝。时间建立在永恒的基础上，建立在上帝永恒的旨意之上。因此，时间和历史才有意义，因为它们是按照上帝完美而全面的计划创造的。每一片草叶、每一只麻雀的坠落、我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都包含在上帝永恒的旨意之中并受其支配。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切都具有意义。而人文主义者面对的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他必须努力去创造和建立意义。基督徒则接受一个完全有意义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每件事都按照上帝预定的目的而运动。当人接受上帝作为他的主、基督作为他的救主时，一切都会共同为他谋福利，因为他现在与那个意义和命运和谐相处（罗8:28）。因此，人不是创造意义，而是人类曾反抗上帝赋予的意义，试图成为上帝和自己意义与定义的源泉（创3:5），现在却顺服上帝的意义，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生命。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历史的动力在于庞大的人类，因为他将自己的意志和想法强加于世界。而对于正统基督徒来说，历史的动力来自造物主上帝。当人类接受基督为救主，并跟随圣灵的引导时，人类就会接受这些动力，并为此而欢欣鼓舞。对他而言，圣经是三位一体上帝的权威、默示和绝对正确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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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圣经历史哲学不仅建立在创造论的基础上，也建立在圣经无误（infallible Scripture）的教义基础上。与人类一起对抗残酷事实宇宙黑暗的上帝是努力实现自我的上帝。他不能因此，他只能预言性地说话，但只能抱有希望，因为他并非完全掌控一切。同样，因为他还没有完全实现自我，他没有完全的自我意识，所以他的话缺乏清晰和明晰（perspicuity and lucidity）；他的言论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因为他既不完美，也不全能，也不至高无上。他的话只能是来自另一位“自由战士”的鼓舞人心的劝诫。但正统教义坚持绝对正确的话语，因为它承认上帝创造了一切，统治一切，知道一切，并且从世界的开始，上帝就知道他的一切工作⁷（徒15:18）。一个完美、全能、完全自我意识的上帝只能说无误（infallibly）的话语：他的言辞必然是无误（infallible）的。一个有限的上帝则不能说出无误的话语，就像他不能预定一样。他既不能完全控制宇宙，也不能完全控制自己。

现代主义者（modernists）和无神论者对圣经中无误论的敌意，与他们对预定论的敌意有着相同的基础。人类越来越声称拥有全面规划的权利，随着科学方法的完善，人类也越来越声称拥有以创造性的方式发表权威言论的能力。

神体一位论（Unitarian）和人文主义者弗罗辛汉姆（Octavius Brooks Frothingham 1822-1895）在其重要著作《人性的宗教》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无误论的完全内在性：

任何时代的内在精神（The interior spirit of any age）都是上帝的精神；没有任何信仰能够生存下去，如果它与这一精神对立；没有教会能在没有这种盟约的情况下坚强。时代的生命（life of the time）决定了时代的信条，并且影响了时代的制度。⁸

这一立场的影响深远。首先，因为没有超越人类的真理，“任何时代的内在精神”都是无误的和受启发的。这就是现代主义的本质，要求教会服从时代的精神和科学，将其视为权威，因为脱离时代或超越时代，就不可能有真理、生活或信仰。如果历史性是“完全沉浸在历史时间中，完全与可能超越它的任何意义或现实隔绝”，正如阿尔蒂泽（Altizer）所说，那么充满灵感和绝对正确的言论就是完全毫无保留地表达我们所生活的“任何时代的内在精神”，即弗罗辛汉姆（Frothingham）所呼吁的绝对正确性。当今的存在主义者对这一概念做出了最好的表达。其次，由于这一真理，即绝对正确的真理，没有任何先验的指涉，因此它是一种随着时代而变化的真理：正如弗罗辛汉姆所说，“时代的生活指定了时代的信条。”每个时代都有其新的精神、新的真理和新的绝对正确的话语。而且，由于人无法超越自己或时代，也没有超验真理，人的组织精神，即国家，就成为统治人类的绝对权威。大淫妇国家巴比伦的统治，就这样由人文主义开创，国家以绝对权威和主权为王。当人否认上帝绝对权威的话语时，他很快就会面临人类绝对权威的状态。除非人与基督同在，并生活在“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4:4）中，否则他就无法逃脱绝对权威的历史决定论（historical determinism），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版本还是其他版本。因此，人类在试图从上帝手中夺取对历史的控制权时，反而使自己成为历史的囚徒，而且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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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圣经的历史哲学意味着时间不是来源于原始的过去，而是来自永恒。时间的起源不是混乱，而是永恒。进化论中的时间是从过去开始，盲目地摸索进入现在，然后继续向未知的未来推进。因此，时间的运动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而根据圣经，时间的运动来自永恒，因为它是由上帝创造的，并且按照上帝的永恒法令展开。由于时间是按照永恒法令运作的，当它的功能完成时，就不再有时间了⁹（启10:6）。因为时间是预定的，它的开始和结束已被确定，所以时间并不是以进化的方式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再到未来。相反，时间的运作是从未来到现在，再到过去。正如伍德（Wood）所说，“未来是源头，它是时间的储存库，有一天会存在，然后才是过去¹⁰。”更确切地说，永恒是源头；时间是注定的，因此它从未来到现在再到过去。 “未来在逻辑上是先来的，但不是按时间顺序来的。”¹¹

过去从未来发源，通过现在继续展开。因此，现在来自于看不见的未来。现在不断地以可见、可听、可生活的形式体现未来，并再次回归到看不见的时间中，进入过去。过去以隐形的方式运作。它不断地在现在影响我们。它为现在投射光芒，这是它的伟大功能。它帮助我们活在我们已知的现在，并指引我们朝向我们期待看到的未来。¹²

对于进化论的时间来说，过去是决定性的。时间和存在的来源是原始混沌，而正是原始混沌，伟大而富有创造力的过去，迄今为止具有决定性，而正是这个从混乱中诞生的时间和存在，人类现在试图控制和决定。圣经中时间的来源是永恒；从永恒的法令和确定的结局流向确定的过去，人类按时间顺序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经历它。在信仰中，人类认识到上帝“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¹³（徒17:26），他可以满怀信心地宣称，我的时间在你手中（My times are in Your hand）（诗31:15¹⁴）。进化论者试图作为预定的神来决定未来，但他也不可避免地被原始混沌所束缚，因为他不如人类。用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的话来说，他从原始主义¹⁵（primitivism）心理学的角度理解自己，即“融入虚空”（integration into the void）。他的心理学抹去了“人与野兽、野兽与无机世界之间的界限，从而将人降格为终极非理性海洋中行动和互动的焦点¹⁶。”这一概念剥夺了人的责任，因为“人不能对虚空负责。” 人只有通过提出“终极非理性”才能“摆脱”上帝的预定，结果人就变得自由地不负责任。“人要对自己的整个人格负责，但前提是他是上帝的受造物。在上帝面前的人是虚空之人的唯一替代品。”¹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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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论对圣经历史哲学的第八个含义与人的本性有关。如果自然创造了人，那么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是完全被动的，但在与任何存在的神的关系中是主动的。但是，如果上帝创造了人类，那么人类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是完全被动的，但作为上帝形象的承载者，人类在与自然的关系中是主动的。如果人类是自然的产物，那么，无论他多么希望主宰和控制自然，他仍然基本上是自然的造物，受自然的制约和从属于自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非基督徒梦想完全控制自然，但他们所形成的心理学是被动的心理学。人类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他的思想是被动的和可塑的。人的思想被比作一张白纸，他的本性被视为中性的。这个中立、平淡的人从世界接收感官印象，并对它们作出反应，并受它们制约。非基督教心理学对条件反射力量的明确信仰植根于这种被动心理学；精英阶层对人类及其社会的宿命论概念建立在这种被动的人类心理学之上。国家主义学校的职能是进行调节，而不是教育¹⁸。这种情况具有严峻的讽刺意味：科学国家越发展成为神，就越依赖这样的前提：人是被动的，可以完全受到调节。简而言之，人越来越受制于自然，在与自然的关系中越来越被动，而作为法人国家的“人”，他却对上帝发动不懈而积极的战争，并宣称拥有上帝的特权。

然而，正统的基督徒必须断言，因为上帝创造了人，所以这个国家主义的梦想只是一个神话：它不可能实现。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要么是守约者，要么是违约者。作为违约者，人被罪恶和死亡所束缚；由于自己的罪，人无法与上帝和平相处，无法与同胞和平相处，也无法与自己和平相处。他成为国家的奴隶，不是因为他生来就对环境消极被动，而是因为他身陷罪中，正在承受罪的工价。守约之人的命运是成为基督里的上帝的代理人，成为上帝的祭司、先知和万物的君王，在基督里统治、解释、理解世界，并将世界献给父上帝。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被动的，而是自然与人的关系是被动的。自然过去被动地承受着人类堕落的后果，而今天，随着人类的罪孽毁坏自然，自然也变得被动。自然将再次被动地从人类手中获得安息日，并最终被动地分享人类的荣耀¹⁹（罗8:19-22）。人与上帝的关系是被动的，人的罪孽和毁灭是由于他试图摆脱这种被动，变得独立、自主、积极和富有创造力。非基督教教义将人置于自然之下，并试图将人置于上帝之上；圣经教义将人置于上帝之下，并在上帝之中和自然之上（over nature in Him）。因此，每一种历史哲学的结果都是否认圣经中的上帝、他无误的话语和他的创造大工，就是为在自然之下和神圣、弥赛亚的国家之下恐吓人类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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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论和本体论三位一体论对历史哲学的第九个含义是，正如范泰尔一再指出的那样，所有事实（factuality）都是位格化的（personal），因为它是位格的和三位一体上帝的杰作，它的意义源于神位格化、创造的行为和永恒的法度。非基督教哲学的事实充其量是非位格化的事实（impersonal factuality），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粗暴事实。因此，进化历史哲学对现实的最佳解释是将历史简化为次位格（sub-personal）和次人类（sub-human）的力量。对于达尔文主义者来说，历史是非位格化生物（impersonal biological forces）力量的产物；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些力量是经济学的；对于弗洛伊德主义者来说，这些力量是心理的和无意识的。不仅历史的意义被非位格化了，人也被非人格化（或译：非位格化 depersonalized）了。人类从宣称其自主思想和理性的至高无上开始，最终走向完全的非理性主义。正如范泰尔经常说的那样，理性主义的命运是完全的非理性主义，而非理性主义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当人类将自己和理性视为万物之神时，他摧毁了万物的所有意义，使自己成为一只被锁链拴住、胡言乱语的狒狒，在一片虚无的浩瀚宇宙中，坐在电椅上，惊恐不已。

每一种非圣经的历史哲学最终都会毁灭人类和历史。它开始努力赋予历史比永恒所提供的更好的意义，最终却剥夺了历史的任何人类意义，剥夺了人类的人性。在与上帝及其法度作对时，人类实际上只会伤害自己，而不会伤害上帝。人类反抗基督统治历史的王权，试图建立自己的独立王权，结果把自己降格为奴。

一个世纪前，一位颇受欢迎的美国传教士在向那些在道德和文化上都基督教化的有教养的基督蔑视者发表演讲时说：

但是，你们这些不信神、有理性、与同胞交往的正直人，你们这些不信神、有文化、有影响力、有社会认可的女人，要警惕这个真理。无论你们多么高雅，无论你们多么有影响力，没有基督，你们就是全能上帝的叛逆者。你们公然反抗这种高高在上的力量。即使你们的嘴巴保持沉默，你们的心也在说：“我不要这个人统治我。”上帝的灵向你们每个人伸出祂恩典的权杖，或者祂愤怒的权杖。每个理性的臣民都必须做出选择。你永远不能推翻耶稣基督。你永远不能将他赶出宇宙。你可以顺服他，这就是你所能做的一切。你现在可以顺服他，接受他统治的所有安慰，或者你可以拒绝他；但如果是后者，必有一天你会因拒绝祂的统治而在无望和绝望中咬牙切齿。

亲爱的兄弟，亲爱的听众，要相信还有另一位王，一位耶稣。把你的生命交给他。为他服务。开始忠诚。停止反叛。顺服这位王的统治的人是明智的。²⁰

用诗篇作者的话来说：“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就在道上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诗2:12）

接受这种圣经哲学意味着接受创造使命的责任。人类必须以神的名义、以知识、正义和圣洁来行使统治权。教育必须是基督教的，因为所有非基督教教育都致力于与基督教信仰或明或暗地相冲突的信仰。基督教教育还必须具有哲学知识和认识论上的自我意识：除非它以一致和系统的圣经信仰重新思考每个研究领域，否则它就不可能是基督教的。

此外，世界不能交给撒旦。它是上帝的世界，必须在政治、经济以及所有可能的方式下，归服于上帝的律法。

启蒙运动对圣经信仰进行了长期而猛烈的攻击，使基督教从全面的信仰体系逐渐退缩，最终只剩下以救赎教义和圣经无误为核心的最后防线。现在，全面进攻的时刻已经来临，并且已然开始，我们要在基督面前征服思想的每一个领域（“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²¹，确立上帝的整全旨意以及祂无误话语的每一个含义。

对于正统的基督徒来说，历史是由永恒（eternity）决定的，“永恒对我们来说不是作为一种原则而存在，而是一种位格，一种绝对的位格。”此外，“对我们来说，上帝的存有（God’s being）是终极的，而被造的存有（created being）在本质上是派生的²²。”历史的意义和荣耀就在于它的衍生性（derivative nature）。人文主义的历史是一架摇摇欲坠、脆弱不堪的梯子，没有根基，伸手可及，却一无所有；而上帝统治下的历史则具有完全的意义和目的，赋予人类光荣的产业和命运（inheritance and destiny），因为“神从永远，本祂自己至智至圣旨意（most wise and holy counsel）的计划，自由、不变地决定（ordain）一切将要成的事。但根据此点，神绝非罪恶之源，亦不侵犯被造者的意志，而且第二因（second causes）的自由性或偶然性也并未废弃，反而被确立。”²³

The Bibl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Rousas John Rushdoony, VALLECITO, CALIFORNIA 95251 Copyright 1969, 1997 Rousas John Rushdoony 购买原版书籍 本章中译：基督教教育网

1. Thomas J. J. Altizer：Mircea Eliade 和神圣的辩证法（费城：威斯敏斯特出版社，1963 年），13。 ↩︎
2. 同上，23。 ↩︎
3. 同上，26。 ↩︎
4. Justin Wroe Nixon：新兴的基督教信仰（纽约：Harper，1930 年），127。 ↩︎
5. 同上，160。 ↩︎
6. 同上，201。 ↩︎
7. ‪译者注：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使徒行传‬15:18 和合本）Known to God from eternity are all His works.  ↩︎
8. O. B. Frothingham：人类的宗教（纽约：G. P. Putnam’s Sons，1875 年，第三版），7f。对于 Frothingham 来说，人类就是上帝。 ↩︎
9. ‪译者注：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起誓说：“不再有时日了（或作“不再耽延了”）（启示录‬10:6 和合本）。and swore by Him who lives forever and ever, who created heaven and the things that are in it, the earth and the things that are in it, and the sea and the things that are in it, that there should be delay no longer” ↩︎
10. Nathan R. Wood：宇宙的秘密（大急流城：Eerdmans， 1936,1955)，第 44 页。 ↩︎
11. 同上，第 45 页。 ↩︎
12. 同上，第 45 页。 ↩︎
13. ‪译者注：他从一本（“本”有古卷作“血脉”）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使徒行传‬17:26 和合本）And He has made from one blood every nation of men to dwell on all the face of the earth, and has determined their preappointed times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ir dwellings ↩︎
14. ‪译者注：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诗篇‬31:15 和合本）My times are in Your hand; Deliver me from the hand of my enemies, And from those who persecute me. ↩︎
15. 译者注：原始主义：相信简单和朴素的价值，以人生哲学或艺术或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 ↩︎
16. Cornelius Van Til：《宗教心理学》（教学大纲，1935 年），第 57 页。 ↩︎
17. 同上，第 62 页。 ↩︎
18. 参见 R. J. Rushdoony：《美国教育的弥赛亚特征》（新泽西州纳特利：克雷格出版社，1963 年）。 ↩︎
19. ‪译者注：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享”原文作“入”）　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罗马书‬8:19-22 和合本） ↩︎
20. Stephen H. Tyng 博士著《人民讲坛：包含布道》，第 VI 卷（纽约：人民讲坛公司，1878 年），第 249 页。 ↩︎
21. ‪译者注：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哥林多后书‬10:5-6 和合本） ↩︎
22. Cornelius Van Til：《信仰辩护》（费城：长老会和改革宗出版公司，1955 年），第 46 页。 ↩︎
23. 《威斯敏斯特信条》3.1. 神从永远，本祂自己至智至圣（most wise and holy counsel）旨意的计划，自由、不变地决定（ordain）一切将要成的事。但根据此点，神绝非罪恶之源，亦不侵犯被造者的意志，而且也并未废弃第二原因（second causes）的自由性或偶然性，反而被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