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神学作为一门科学和一门神学学科的理念｜Geerhardus Vos｜霍志恒

下文是霍志恒在1894年5月8日于普林斯顿第一长老会教堂就任普林斯顿神学院圣经神学教授的就职演讲。这篇文章最初由安森·D·F·伦道夫公司（Anson D. F. Randolph & Co.）出版（纽约，1894年），共40页，现已属于公共领域，可自由复制和分发。此电子版由肖恩·罗森塔尔（Shane Rosenthal）为Reformation Ink扫描和编辑。

总裁先生、董事会各位先生：

怀着颇多犹豫，我踏上你们所召唤我去从事的工作，并在今天接受了你们更庄重的托付。当我下定决心，认为有责任接受你们所赐予我的呼召时，我深切意识到：将我的名字与那些借此学府使上帝得荣耀的卓越先贤们的名字，哪怕仅在最微弱的程度上相提并论，都是不相称的。当年在我求学时曾受教于其座下的几位老师，现已安息；至今健在的人数已经不多。逝者的追忆与生者的健在，使我更深切体会到自身的软弱，甚至超过了我即将承担之职责本身的艰难。然而，这些关联，足以在此刻令我心生顾虑，另一方面，我也不讳言，它们也是我的激励之源。自觉不足，我反倒更加喜乐，因为有我背后与身旁环绕着这见证人的云彩。我深信，在世上别无他处，能将圣洁的过去之影响加给我，如此纯粹而有力地坚固并激励我。刚才我所立之约，本身即是过去与未来之间延续的象征；我深知这誓约对我不仅是外在的约束，更是内在的迫切力量。这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责任。

圣经神学（Biblical Theology）虽然并非一门新学科，但在神学院却是一个新席位。这一事实决定了我打算选择这个主题来与你们分享。通常情况下，探讨一些特殊的研究课题比讨论一般原则更为合适，或许也更能引起你们的兴趣。但圣经神学是神学院课程中新近出现的学科，并由我特别负责和指导，因此我认为我有责任向你们介绍这门神学科学的分支，并至少概括地描述它的性质以及我希望的传授方式。

因为各方面对这门新近进入圣学领域的学科的地位看法不一，所以这件事就更为迫切需要。一些人将她奉为科学神学（scientific theology¹）的典范，其言辞之夸张，令人不得不认真反思那些更年长、更久远的姐妹学科的特征。另一些人则认为怀疑这位新来者，甚至公开质疑她在神学家族中的地位。我们当然有责任对她和我们自己做出有理有据、明智的判断。我希望我的发言能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争论的要点，并帮助你们根据案件事实做出公正的判断。

圣经神学作为一门科学和一门神学学科的理念

任何关于圣经神学的理解讨论，都应从对神学总体含义的清晰理解出发。词源学在很多情况下比先验建构更为可靠，它告诉我们，神学是关于上帝的知识，而这一原始定义完全由系统原则（encyclopedic principles²）支撑。只有将神学转化为关于上帝的知识，我们才有权将其称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科学并非偶然形成，而是遵循客观的划分原则。正如一般科学受其研究对象的约束，必须由现实塑造自身一样，科学的分类，即普遍知识体系中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必须遵循上帝所绘制的浩瀚宇宙的伟大界限。某种知识能否被称为独立的科学，取决于它所指的是一个由上帝所划定的界限所划分的独立而具体的对象。我们称之为生物学，是因为上帝将生命现象与无机生物现象区分开来。现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说，没有任何一门科学比神学更能清晰地区分存在（existence）。上帝作为造物主与所有其他受造物之间的区别是绝对的。宇宙中再没有其他如此巨大的鸿沟。上帝，区别于受造物，是神学唯一合法的研究对象。

然而，稍加思考便可发现，神学与其他科学的区别不仅在于其研究对象，更在于它与研究对象之间保持着一种独一无二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其他地方找不到严格的类比。在所有其他科学中，人是主动接近客观世界的第一步，是人将客观世界置于他的审视之下，是人迫使它接受他的实验。总之，人是主动地使自然揭示其事实和规律的。在神学中，这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被颠倒了。正是在这里，上帝迈出了接近人类的第一步，目的是揭示他的本性，不，他创造了人类，以便他能够用有限的心智来接受关于他无限完美的知识。在神学中，客体远非被动，他通过创造行为，首先将主体置于自身对立的位置，然后，作为永生的上帝，将主体自身无法获得的东西赋予主体。因为“除了上帝的灵，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情。³”因此，严格地说，我们应该说，神学的对象不是上帝本身，而是上帝所启示的自我。

虽然这种独特的特性抽象地适用于神学，并适用于所有情况，但罪恶进入人类后，这种特性更加凸显。在罪中，人虽然保留着一些关于上帝的知识，但为了获得关于神圣事物的一切纯粹而充分的信息，必须完全依赖于上帝那新的自我启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超自然启示。通过重生，以及因罪而蒙蔽的心灵被光照，一个新的主体被创造出来。通过上帝作为救赎主的客观自我显现，一种新的事物秩序得以形成。而通过把关于这种新事物秩序的真理存入圣经，人类的心灵得以获得新的知识，这种知识只不过是神圣言行在再生意识（regenerate consciousness）中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由此可见，我们神学的开端在于对上帝使自身成为我们认知对象的超自然过程的运用。至于从何处开始我们的神学研究，我们并非任由自己选择。神学的本质要求我们从与我们科学的启示基础相关的分支开始。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采取依赖和接受的（dependent and receptive）态度。让上帝在圣经中自我启示的形象尽可能完整清晰地反映在他的心中，是每位神学家的首要和最重要的职责。正是遵循这一原则，在科学神学历代发展的过程中，一组研究逐渐从其他研究中分离出来，并开始形成一个更小的有机体，因为神学意识对启示来源的接受态度是它们背后的共同理念，并主导着它们。这一组通常被称为释经神学（Exegetical Theology）。它的形成并非偶然，也不是神学家们明确一致的结果；而是根植于其起源的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以自然的方式导致了它的产生。

在这种分类中，一般术语的含义或多或少有些模糊。它们往往沦为公式，用来表明某些学科从实践角度或方法论原则上属于同一类。在很多情况下，除了实践依据之外，寻求将某些分支归为一类的理由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表面上看，许多学科被归入释经神学的范畴，而这些学科与其核心思想的关系却非常遥远且间接。有一些辅助性的、预备性的研究处于边缘，与有机中心的联系却很松散。然而，如果释经神学不仅仅是一个由各种异质学科组成的集合体，它除了实践上的统一性之外别无其他，那么我们必须预期，在其发展的最高点，它将体现所有神学基本思想的必要形式之一，并将自身展现为严格意义上关于上帝的知识。实现这一目标的科学将成为释经神学的核心。

释经神学以神作为自我启示者和圣经作者的视角来探讨神。它自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探讨圣经的形成，另一部分探讨隐藏在此过程背后的神的实际启示。我们进一步观察到，圣经的形成唯一的目的，就是将神自我启示的记录永久地传承给全人类。与真正的启示相比，圣经的形成似乎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圣经学及其所有附属学科并非释经神学的中心，而是逻辑上从属于另一部分，即探讨真正的启示。或者，从人的角度来阐述，我们对圣经起源、圣经正典的编纂、圣经原文以及归纳性地探寻圣经内容的释经研究，最终都服务于一个目的：教导我们上帝关于自身的启示。所有这些研究的目的都不在自身里面，其价值和地位都由一个核心研究决定，它们都指向并最终指向这个核心研究。这个最充分、最自然地表达了释经神学的理念的核心研究，就是圣经神学。

总的来说，圣经神学是释经神学中处理神启示的部分。它运用了所有前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然而，我们必须努力更准确地确定这一普遍定义应如何理解。因为，可以说系统神学，甚至整个神学，都探讨超自然的启示。圣经神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从上帝自身启示活动的角度探讨启示的形式和内容（the form and contents）。换句话说，它以主动的方式探讨启示，将其视为上帝的一种作为，并试图在人类可能且不超出我们有限观察范围的范围内理解、追溯和描述这一作为。在圣经神学中，启示的形式和内容都被视为神圣工作的组成部分和产物。在系统神学中，这些相同的启示内容也出现，但并非以神圣工作阶段（the stages of a divine work）的视角出现，而是作为人类根据逻辑原则（logical principles）进行分类和系统化工作的材料。圣经神学不采用任何其它方法来分组和安排这些内容，除非采用神圣启示（economy of revelation）本身所给出的方法。

圣经神学的教导

由此可见，为了对圣经神学有一个更明确的理解，我们必须努力总结上帝启示工作的一般特征。在这方面，正如在其他情况下一样，一门科学的有机体只有通过预测其结果才能被构想和描述。因此，以下陈述不应以先验的建构来思考，而应仅仅阐述圣经神学研究本身所教导我们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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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自然启示的首要特征是其历史性进程（historical progress）。上帝并非将真理的知识，如同他永恒的视野中，在永恒的静谧之光中显现的那样，传达给我们。他并非以逻辑关联和系统化的抽象命题的形式赐予我们。系统神学的任务就是以这种形式重现启示的真理，这一简单事实表明，真理并非从一开始就具有这种形式。上帝的自我启示是一项跨越时代的工作，通过一系列启示性的话语和行动进行，在漫长的时间维度中显现。真理以不断增长的真理（growing truth）而非静止的真理（truth at rest）的形式出现。毫无疑问，这一事实的解释部分在于人类理解力的有限性。即使是上帝启示给我们的那部分知识，也极其浩瀚，远远超出了我们人类的能力，如同一道光的洪流，仿佛需要一缕一缕地逐渐照耀我们，而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照耀出来。上帝按照神圣安排的次序，将关于他自身的知识要素传授给我们，为我们指明了逐步掌握并真正认识他的道路。如果我们记住，这启示是为所有时代、国家、阶级和境况的人预备的，因此必须适应各种性格和气质的人才能吸收，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

然而，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无论其本身多么合理，都只是片面的，永远无法完全令人满意。启示的历史性特征的更深层次根源，并非在于人类主体的局限性，而必须从启示本身的本质中寻找。启示并非上帝孤立的行为，与其他具有超自然特征的神圣行为毫无关联。它构成了新创造伟大进程的一部分，通过这一进程，现存的宇宙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将从罪的后果中得到救赎，并恢复到上帝最初意图的理想状态。现在，从客观、普遍的意义上来说，这种新创造并非由单一行为一次性完成，而是一部具有自身有机发展规律的历史。它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它在每一点上都以这个世界和人类的自然发展为基础并与之相联系，而后者既以历史的形式存在，前者也必然以历史的形式存在。正是由于我们习惯于将启示与上帝整体救赎工作的全面背景不恰当地割裂开来，我们才未能领会其历史性和渐进性（historic, progressive）。我们将其视为一系列抽象真理的传达，自成一体，难以理解为何这真理应该一点一点地传授给人，而不是一次性地将其完整地赐予。一旦我们认识到，启示几乎在每一点上都与上帝广义上的救赎工作交织在一起，并受其制约，并且与后者与当今世界的自然发展息息相关，它的历史性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不再令人感到惊讶。

在这个伟大的救赎过程中，需要区分两个阶段。首先是上帝的作为（acts of God），它们具有普遍和客观的意义，旨在为新秩序创造一个有机的中心。在这一阶段完成后，随之而来的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这种客观的救赎被主观地应用于个人。这两个阶段都存在着超自然的元素，尽管由于前者的客观性，它在前者中比后者表现得更为明显。整个救赎行动系列，最终以中保的道成肉身和赎罪工作以及圣灵的浇灌而告终，其本身就带有神迹的印记。然而，超自然的力量虽然客观上不可控制，但在后期，在个体灵魂重生的每个案例中，它仍然存在。然而，启示本身并不与这两个阶段的整个过程同时存在。它的历史仅限于前半部分，也就是说，它伴随着上帝核心而客观的救赎的逐渐展开而发展，而后者一旦完成，启示也就走到了尽头，它的声音也就停止了。其原因显而易见。上帝的启示本质上并非主观和个体的，而是客观的，面向全人类的，因此，这种启示理所当然地应该嵌入到伟大的客观救赎历史的脉络中，而不再延伸到此为止。事实上，我们看到，当在以色列中完成的救赎被剥离其特殊性的形式，扩展到所有国家时，同时，上帝完整的神谕也赐给了全人类，以便从此以后被主观地研究和运用。期望使徒时代结束后出现启示，就像认为那个时期的伟大救赎事实可以无限地增加和重复一样不合理。

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足以充分展现启示的历史性。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了真理的揭示总体上是如何遵循救赎历史（the history of redemption）的进程的。现在我们必须补充一点，在不少情况下，启示与历史是等同的。除了使用言语之外，上帝还运用行动来揭示伟大的真理原则。我们在这里所指的，与其说是狭义上的预言性异象或奇迹，不如说是那些伟大的、超自然的、创造历史的行动，例如，救赎圣约子民出埃及，或者基督的受难和复活。在这些事例中，历史本身构成了启示的一部分。在这些作为中，存在着上帝的自我启示。即使只能自己说话，他们也会说话。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这些启示性的行为必然彼此之间存在历史联系，并按照明确的历史顺序原则相继发生。此外，我们观察到，这种启示-行为（revelation-acts）体系并非以一种奇特而机械的方式被插入到更大的圣经历史体系中。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且有机。我们赋予上帝的这些神奇干预以启示的特性，它们提供了伟大的关节和韧带，使整个神圣历史的框架得以维系，并决定了它的整个结构。上帝的救赎之举标志着历史的关键时期，并因此在其发生后的几个世纪中持续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当然，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每当启示与上帝的救赎行动相重合时，后者往往具有超越启示范围的深远目的。基督的受难和复活并非仅仅为了向人启示某些事物，而主要是为了服务于与上帝相关的某些明确目的。就它们满足了神圣的公义而言，将它们主要或完全地视为启示是不准确的。然而，即使在受难和复活的例子中，启示的元素也至关重要，因为满足和启示（of satisfaction and of revelation）这两个目的合二为一。其次，我们必须记住，上帝的启示行动从未与他以言语传达真理分离。话语和行动总是相辅相成，它们的相互依存强烈地印证了我们先前的论述，即启示与将新的事物秩序引入这个罪恶的世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启示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新世界的光。光明需要现实，现实也需要光明，才能展现上帝恩典所造之美的景象。用康德的措辞来描述更高级的主题，没有上帝的行为，言语就是空洞的，没有上帝的言语，行为就是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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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的历史特征的第二个基础在于其显著的实践性。启示所传达的关于上帝的知识并非出于纯粹的理智目的。自始至终，这种知识都旨在融入人类的实际生活中，由人类在其所有实践层面上加以运用。闪族人，尤其是圣经中的知识概念，与希腊人更偏重理智主义的知识概念的区别在于，它突出了这种实践元素。在闪族人的意义上，知识就是通过尽可能密切的交流和沟通，将对事物的实在性和属性的意识与自身生活交织在一起。上帝正是以这种方式，将通过超自然方式传达的关于他自身的知识与选民的历史生活交织在一起，从而从一开始就确保了这种知识的实践性。启示始终与以色列的命运息息相关。它的揭示源于这个民族的需要，并根据其承受能力进行调整。它是如此鲜活的历史事件，以至于它塑造了这个它所栖居的民族的生命。启示的这一方面的重要性，在圣约这一理念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圣约就是上帝与以色列渐进式自我沟通的形式。上帝并非在学校中启示自己，而是在圣约中启示自己。圣约作为一种生命的交通，包罗万象，涵盖了缔结圣约之人的所有条件和利益。这里蕴含着知识和知识的传授，但以一种最实际的方式，而非仅仅通过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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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文我们正确地描述了启示的最普遍特征，那么我们可以扩展圣经神学的定义，说它是释经神学中探讨上帝启示在其历史连续性中的部分。现在我们必须更进一步，更具体地探究上帝选择了何种特定历史类型（specific type of history）来体现他的启示。历史发展的概念本身并不足以明确地解释神圣真理是如何逐步启示的。只有当我们赋予这种进展以有机性时，历史原则的全部意义才能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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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的真理，若要完全保留其神圣和绝对的特质，就必须从一开始就有完美性（the perfection）。圣经神学将其视为超自然神性活动的产物，因此受其自身原则的约束，必须维护启示真理在其各个阶段的完美性。然而，当圣经神学也致力于揭示真理如何逐渐以更完整和清晰的（fullness and clearness）方式被阐明时，这两个事实唯有假设启示的进展类似于有机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完美的胚芽逐渐长成完美的植物、花朵和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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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上帝的认识历经岁月而不断增长，但这种增长从未展现出外在累积的特征，而是始终呈现为内在的扩展，一种由内而外的有机展开。真理的要素远非机械地以毫无生气的顺序逐一添加，而是彼此生长，每一次对上帝认识的更丰富、更全面的揭示，都为先前的启示做好了准备，反过来，也为后续的启示做好了准备。事实上，这源于启示最初旨在服务的救赎目的。自始至终，启示的真理始终与活着的一代人的需要和紧急状况保持着密切联系。而这些人类的需求，尽管外在环境千差万别，但在各个时期本质上都是相同的，由此可见，神圣真理的核心，即人类赖以生存的事物，必然从一开始就存在，而每一次后续的增长，都在于对启示之初所蕴含的萌芽之物的展开。伊甸园的福音（Gospel of Paradise）正是保罗福音的潜在萌芽，而亚伯拉罕福音、摩西福音、大卫福音、以赛亚福音和耶利米福音，都是这原始救赎信息的扩展，每一部都指向下一发展阶段，使福音理念更接近其完全实现。在这本伊甸园的福音中，我们已经辨别出盟约关系的本质特征，尽管它并不包含盟约的正式概念。而在赐予亚伯拉罕的盟约应许中，这些特征再次出现，变得更加清晰，并被视为共同成长，仿佛结晶成为正式的盟约。从那时起，盟约理念的扩展性（expansive character）便显现出来。亚伯拉罕之约包含西奈之约的应许——后者从本质上又产生了预言；预言保障西奈之约不至于成为一种固定的、不可改变的形式，预言性的话语是一种创造性的话语，在它的影响下，圣约的属灵的、普遍的萌芽被激发，一种新的、更高的事物的秩序是从摩西神权政治（Mosaic theocracy）有机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耶利米所说的新约，我们的救主藉着他的宝血显明了它。因此，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最新的时代不过是古老时代绽放的花朵。

如果我们考察上帝按照其原初旨意实现这个罪恶宇宙更新的（renewal）具体方式，我们或许可以更客观地确立同样的原则。更新并非通过机械地逐个改变部分来实现的。上帝的方法更倾向于在现存世界的有机体中创造救赎世界的中心，然后围绕这个中心有机地建立新的秩序。因此，从一开始，上帝所有的救赎行动都旨在创造和引入这一新的有机原则，而这原则正是基督。所有旧约的救赎都只是上帝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拯救活动，是伟大的超自然的道成肉身和赎罪的前奏。基督既已显现为新人类的元首，并完成了祂的赎罪工作，宇宙的进一步更新便通过他权能不断扩展的有机延伸而得以实现。使徒保罗正是以此意义，谈到我们卑微之身的更新，使其与基督荣耀之身相似，并说这将“照着他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腓立比书 3:21）。那么，如果这超自然的转变过程遵循有机原则进行，如果如我们所表明的，启示只是伴随其进程的光，是其神圣本质在知识领域的反映，我们就无法逃避这样的结论：启示本身也必须展现出类似的有机进展。事实上，我们发现，旧约救赎的实际工作，朝向基督道成肉身的降临，以及关于基督的启示知识的进展，在各处都同步进行。弥赛亚预言逐渐浓缩的各个阶段，例如，我们救主的人性被依次指定为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大的后裔、大卫的后裔，他的形象在每次缩小时都呈现出更加鲜明的特征——这些难道不是神圣旨意的启示吗？这些启示与他救赎大能所创造的新现实和新条件相呼应。正如救赎历史中存在着一些关键阶段，上帝的伟大作为仿佛在这些阶段中积累起来，我们也发现，在这样的关头，启示的过程也相应地加速，短短几年或许比其间的几个世纪更能显示出更快的增长和更大的扩展。因为，尽管根的发育可能很缓慢，茎叶的生长几乎难以察觉，但总有一天，花蕾会在一天内萌发，花朵会在一小时内绽放，让我们惊叹不已⁴。 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的时代，尤其是人子的时代，都是这种加速启示的时代。

此外，随着启示越接近其最终目标，这种进展的速度就越快。在新约所涵盖的那个狭窄的时期内——不超过一生，压缩了多么丰富的发展，多么丰富的开花结果！事实上，在这方面，我们得到了启示进程有机性质的最显著证据。每一个有机发展都体现了一个理念；一旦这个理念得到了充分和适当的表达，这个有机体就获得了完美的印记，不再进一步发展。因为新约时代最终实现了神圣救赎旨意的客观和核心事实，因此新约启示带来了成熟的上帝之道，在其中，新生的世界，在基督里是完整的，反映了它自己。在启示的最后阶段，永恒的最深处在使徒和先见的眼中展现。因此，“创世以先”这句话反复出现。我们在每一刻都感到最后的面纱被揭开，我们正面对面地揭示那隐藏在神圣旨意中历代的伟大奥秘。一切救恩，一切关于人的真理，都在三位一体的神本身中有着永恒的基础。正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启示自己是永恒的实体，一切真理都源于他，一切真理都反映在他身上，无论是天堂的小溪，还是新约的宽阔河流，最终都再次迷失在永恒的海洋中。在此之后，再没有更高的会再来。历代启示所沿着的所有不同路线，都汇聚并交汇于一点。女人的后裔和耶和华的使者在道成肉身中合而为一。正如基督一次就永远地得到荣耀，因此，从新约中他的启示的最高荣耀和完美性中，没有什么可以去掉，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添加到其中。

启示的有机性特征还有一个我必须简要提及的特点。历史进程并非上帝用来揭示其永恒圣言全部内容的唯一手段。与此同时，我们见证了为同一目的而采用的教导的惊人多样性。沿着启示的历史主干，可以看到枝条不断生长，通常一次不止一个，每个枝条都以其自身的独特方式，帮助实现真理的完整理念。旧约中的律法、预言和诗歌元素是截然不同的启示类型，而在新约中，我们在福音书、使徒书信和启示录中也看到了与这些类型相对应的内容。此外，在这些重大划分的范围内，存在着许多细微的差异，与个人性格的特点密切相关。以赛亚和耶利米是不同的，约翰和保罗也是如此。

而且，随着神圣历史的进展，这种差异反而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新约比旧约更重视这一点。以色列圣约-生活（covenant-life）的历史基础由一位作者——摩西记录下来；新约时代的历史基础，则由四卷福音书记载。新约其余的著作则以书信的形式呈现，其中自然以个人元素为主。神的全备旨意越能被完全彰显，其广博的内涵越能被揭示，就越有必要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阐释，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从而展现出保罗所说的神丰富多彩、方方面面的智慧。因为，既然神选择通过人来启示真理，那么这些工具就必须数量众多，并且能够适应共同的目标。因此，个人的色彩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不仅不会损害真理的完整表述，反而会直接有助于真理的完整表述。上帝启示的方法包括塑造和雕琢个性，以达到他自己的客观目的。

具体来说：我们不能认为上帝认为保罗是“现成的”，并且在使用保罗作为启示的工具时，不得不忍受保罗辩证⁵思维以辩证、教义的形式反映真理，从而损害了真理。事实是这样的：真理除了其他方面之外，本身就具有辩证和教义性（dialectic and dogmatic）的一面，而上帝意图充分表达这一面，因此从母腹中就选择了保罗，塑造了他的性格，并给予他如此的训练，以至于通过他揭示的真理必然带有他思想的教条和辩证的印记。神圣的客观性和人类的个性在这里并不冲突，也不相互排斥，因为保罗这个人，连同他的整个性格、他的天赋和他的训练，都被纳入了神圣的计划之中。人类不过是反射神圣光芒的玻璃，玻璃切割出的所有侧面和角度都没有其他用途，只是将其棱柱形色彩中丰富的真理传达给我们。

在某些情况下，启示体系的成长与教导类型的多样性密切相关。有些情况下，同一个真理的两种或多种形式同时被揭示出来，每一种形式都对其他形式产生了深化和扩大的影响。约翰福音包含与对观福音书同时期的启示，因此我们可以按时间顺序将其材料分布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篇章中。然而，从整体和统一性来看，约翰福音比对观福音书更全面、更广泛地代表了基督的自我启示；不仅如此，它还代表了一种以其他福音书的事实和教义为前提的启示，并且在顺序上紧随其他福音书。以赛亚书也是如此与弥迦书的关系。因此，多样性本身有助于启示的进展。即使在这些沿着不同线索和独立方向同时发展的例子中，也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它使“各个部分相互支撑，彼此生长，又相互融合，使整个身体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并通过每个关节的供应而紧密结合，按照每个部分的有效运作。⁶”

现在，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为我们的科学构建一个完整的定义。前面的评论已经表明，神圣的启示工作并非违背所有规律，而是遵循一个明确的有机原则。只要有一组事实与其环境足够不同，并由某种有序序列规律决定，我们就有理由将这些事实作为科学讨论的对象。圣经神学的概念与基于上帝启示知识的神学理念完全没有任何差异，我们发现后者甚至直接预设了前者。正确定义的圣经神学，正是超自然启示在其历史连续性和多样性中的有机进展的展现（the exhibition of the organic progress of supernatural revelation in its historic continuity and multiformity）。

进化哲学

然而，必须承认，并非所有以圣经神学名义流传的东西都满足这个定义的要求。从上个世纪末，当我们的科学首次以不同于教义神学的形式出现时，直到现在，它一直处于非圣经原则的魔咒之下。她的诞生恰好发生在一颗邪恶的星辰之下。正是理性主义的精神，首先导致人们在圣经内容中区分出哪些是纯粹人性的、个体的、地方性的、暂时的——总之，受作者主观性所制约——与哪些是永恒有效的、神圣的真理。后者当然与当时肤浅的理性主义的教义相符。因此，只能建立在启示基础上的圣经神学，从一开始就否定了这一基础；而一门以阐明启示的历史原则为己任的科学，却在一个以缺乏历史感而臭名昭著的学派中培养出来。因为对这种理性主义来说，历史本身是偶然的、相对的、任意的领域，而只有纯粹理性的解脱才具有绝对性和普遍有效性的谓词。因此，在这种理性主义的圣经神学中，历史原则仅仅起到了消除或抵消启示原则的作用。从那时起，所有影响过神学的哲学思潮，也都对圣经神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目前无需追溯这段复杂历史中的各种脉络和潮流；毋庸置疑，它们正在迅速汇入进化论哲学的洪流。无论进化论在应用于某些现象时可能蕴含着怎样的真理，但作为一种普遍的宇宙理论，它与启示和基督教的基本原则截然相反。

这种哲学表达并反过来塑造了时代精神，其影响在神学领域随处可见，这一点任何细心观察近来事件的人都不会否认。但圣经神学或许比任何其他神学研究分支都更受其影响，因为其启示中历史进步的原则似乎与进化论体系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并提供了应用后者的特殊机会，同时又不会偏离圣经的真正内容太远。当然，这种类比仅仅是形式上的，从实质的角度来看，圣经本身所概述的历史哲学与圣经神学（如果希望保持符合圣经）有权采用的历史哲学之间存在着世界性的差异，另一方面，圣经中所谓的事实被强加进进化的公式。尤其在两个方面，这种哲学的原则与基督教的超自然特性和神学的本质所规定的对我们科学的正确处理方式截然不同。

首先，进化论致力于表明发展过程无处不在，从低级和不完美到高级和相对更完美的形式，从不纯洁的开端，通过逐渐净化，最终达到某种理想的结局。因此，关于我们在圣经著作中观察到的对上帝的认识的演变，进化论必须追溯其从感官的、物质的观念到伦理和属灵观念，从万物有灵论和多神论到一神崇拜和一神论的渐进发展过程，才能停止。但这必然排除了圣经神学中的启示因素。启示作为上帝之举，以有神论的方式理解，绝不能与任何不完美（imperfect）、不纯洁（impure）或低于绝对真理标准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无论基督徒如何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结果都将表明，正如它已经表明的那样，超自然救赎的原则与自然进化的原则是相互排斥的。因此，即使是现在，那些接受圣经历史进化论建构的人，要么公开且毫无保留地放弃超自然启示的观念，要么剥夺其客观性，以使其与自然发展观的对立程度降低。然而，在同样的程度上，后者完成之后，启示就失去了其独特的有神论特征，并开始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无神论过程的特征，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人们普遍接受的意义上的启示。

其次，进化哲学通过引入形而上学不可知论的酵母，腐蚀了神学。鉴于我们只有现象世界才能成为知识的对象，而非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神秘实在，又鉴于古老传统意义上的神学自诩为研究诸如上帝、天堂和永生之类的形而上学实在，因此，神学要么必须被彻底废除，要么必须进行重构，使其在现象学（phenomenalistic）科学中保留一席之地。前者或许更为一致、更科学，但后者通常更受青睐；因为要一下子将如此根深蒂固的过去抛诸脑后实属不易。因此，神学如今被定义为宗教科学，而且，这主要是指宗教现象学，其中绝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宗教的表层，而对其核心的探讨却寥寥无几。这一原则应用于圣经神学，意味着我们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再是上帝超自然启示的历史进程，而是圣经著作中记载的宗教的发展。神学既然已成为宗教的科学，圣经神学就必然成为所有宗教中一个宗教的历史，无论它是最伟大的宗教，还是以色列宗教和原始基督教的历史。

这种邪恶渗透的程度，可以从以下事实推断：几乎没有一本关于圣经神学的书籍不涉及这种关于我们科学对象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观点。它甚至在许多方面损害了像奥勒的《旧约神学》这样优秀的著作。当然，这种主观化原则的贯彻和应用的彻底程度也存在许多等级。在那些刚开始走下阶梯的人和那些已经到达最低一级的人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首先，有些人认为，尽管上帝已经通过言语和行为超自然地启示了自己，但这种纯粹而简单的启示对我们来说不能成为科学的对象。除非它与接受它的人的宗教意识相融合并产生了影响，否则我们无法进行讨论；因此，我们必须将圣经的宗教作为圣经神学的对象，并最大程度地希望从作为结果的宗教，反推到作为产生它的原因的启示。对此，我们的回答是，没有理由将如此理解的圣经神学变成一门独立的科学。对以色列宗教作为一种主观现象的研究，以及用来解释它的客观因素，都属于圣经史（Biblical History）的范畴。此外，我们相信，圣经本身已经为我们记录了神圣历史中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相互作用，以至于它们的共同产物从未成为其教义的核心思想，相反，我们更应该在任何地方都将目光集中在上帝的客观自我启示上，其次才是观察这种神圣活动在人们宗教意识中的主观反映。

其他人对超自然的认识则更加保守。他们将神的启示局限于行为，并从人类对这些神圣行为的反思中推导出圣经的所有教义内容。这样就达成了一种妥协，既可以肯定启示的客观性，也可以肯定圣经教义的主观发展。这种观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忽视了神启示与人类传达思想的普通方式之间的类比。对于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来说，言语是揭示自身的最高工具，如果神在自我启示时完全不使用这种工具，那将是奇怪的。这种观点也没有给预言留下任何空间。预言的话语通常是先于神圣行为的神圣话语虽然如我们所见，启示的进展显然取决于上帝救赎计划的实际实现，但这绝不意味着上帝的救赎之举总是必然先行，而阐明这些救赎之举的启示总是随之而来。在许多情况下，启示的话语是对即将发生的事件的预示，如同上帝审判雷霆前的一道闪电。正如阿摩司书所惊人地表达的那样：“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摩3:7）

然而，第三组圣经神学作者将超自然因素的比重降到更小，并完全剥夺了其客观性。根据这些作者的观点，超自然启示并不涉及通过言语或行动以任何直接的方式向人传达神圣的思想。启示在于，圣灵通过一种无意识的过程，激发人心深处，从而促使某些宗教思想和情感在其间涌现。这些思想和情感既是上帝的启示，也是真正的人性，因此，它们只是相对真实。由于里奇尔派（Ritschlian）或新康德派（Neo-Kantian）神学的影响，这种观点近来再次盛行。以色列人被认为拥有创造性的宗教天赋，正如希腊民族在艺术领域拥有创造天赋一样。尽管这种天赋的产生被归因于圣灵的推动，但这种圣灵及其作为却被如此表述，以至于它们与人类思维自然过程的区别仅仅成为一种假设，对以色列宗教现象层面的解读毫无影响。这类作家对圣经事实和教义的运用，如同最极端的反超自然主义者一样自由。但他们对这些现象的进化论处理，却将圣灵神秘影响的假说与此结合起来，并乐于称之为“启示”。毋庸置疑，这类启示永远无法得到客观的证明或验证。任何可以假装是这种理论的科学性与超自然的观念完全脱节，而其中残留的稀释的超自然主义也完全缺乏科学性。

圣经神学研究的原则

我力求用几笔勾勒出目前几乎完全控制圣经神学研究的那些原则和倾向，因为在我看来，它们指出了在真正的圣经和神学基础上构建我们的科学时应该特别强调的几点。

其中第一点是启示的客观性（objective character）。圣经神学必须坚持其对象不是人的思想、反思和推测，而是上帝的神谕（oracles）。任何削弱或主观化这一启示基本观念的人，都是对神学和超自然基督教的核心，甚至有神论本身的打击。任何一味忽视或轻视这一至高无上的核心观念的圣经神学，都是最危险的产物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所有现代启示观，如果未能认识到其客观性，那么它们更适合泛神论而非有神论的宇宙观。如果上帝是世界的无意识背景，那么他的真理和光明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从人类意识深处不可探索的领域中显现出来，在他启示自身的过程中，必然受到人类的制约、纠缠和阻碍，这是完全自然的。另一方面，如果上帝是有意识的、位格化的（conscious and personal），那么推论就是，在他自我启示的过程中，他将主张并维护他的位格，以便以一种真正客观的方式，将他神圣的思想，带着神性的印记，展现在我们面前。圣经神学将启示（包括其形式和内容）作为特殊的研究对象，可以期待它为维护这一重要概念的真正客观性，更清晰地定义它，并防止它与所有异质的观念相混淆做出贡献。

在我们探讨圣经神学时，要强调的第二点是，真理的历史特征（historical character）绝不与其启示特征（revealed character）对立，而是始终服从于启示特征。圣经真理是绝对的，无论其历史背景是什么⁷；但上帝运用历史背景的目的正是揭示真理，全部真理，唯有真理（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圣经神学的职责不是首先寻求圣经思想的历史特征，不能认为上帝启示的真理的绝对特征是次要的，可以添加。启示的现实性应该是控制历史因素的最高因素。尽管历史方面千差万别，但上帝的话语中不可能存在不一致或矛盾。圣经神学的学生不应在圣经中寻找相互排斥的小体系，也不应吹嘘自己能够发现这种体系，以此作为高深学识的标志上文关于个体在启示计划中地位的论述，同样适用于真理逐步传递的各个历史阶段。上帝为他整个圣言的历史性展开所做的，正如他通过塑造和训练个人，使其特定类型和方面得以再现所做的一样。正如他从母腹中就认识耶利米和保罗一样，他也认识以色列，并预备以色列完成他们的使命。这个民族的历史不是一部普通的历史；它是神圣的历史，在最高意义上，它是由上帝特别设计，成为人类接受来自上头的真理的容器。

第三，圣经神学应该完全建立在整本圣经的真实性（truthfulness）之上。启示录本身宣告并记录了上帝的救赎作为，但仅仅宣告和记录不足以提供完整的救赎历史，不足以为逐渐形成的新的事物秩序描绘出一幅鲜活的形象。仅仅记录事件并不能创造真正的历史。只有将简单的事实记录置于塑造这些事实的原则以及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内在联系之中，编年史家的作品才能转化为历史。因此，上帝并没有以编年史的形式，而是以受默示的圣经的历史有机体的形式，将他自己对救赎伟大现实的诠释赐予我们。上帝的直接启示构成了圣经内容的极小部分。这些不过是编织成真理之衣的零散钻石。这件衣服本身与圣经的整体内容完全相同。而整体而言，它是出自上帝之手的。除了直接启示的简单记录之外，圣经还包含受默示的先知和使徒对这些上帝直接启示的进一步诠释。最重要的是，它包含（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一种关于救赎历史和启示的神圣哲学（a divine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redemption and of revelation），其概要如下。凡是内心确信圣经的默示，并将圣经作为上帝之言来阅读的人，作为圣经神学的学生，都不能允许自己拒绝这种神圣哲学，而用自己创造的另一个哲学来代替它。我们的神学只有当它不仅从圣经中获取材料，而且还接受圣经对这些材料的分组和定位顺序时，才能完全符合圣经的意义。我个人毫不羞愧地说，保罗关于旧约体系历史结构的教导，在我看来，比现代学者对此的重构更具权威性，无论他们的学识和批判敏锐度多么高超。

最后，在将我们的科学称为圣经神学时，我们不应该不反对从使用这个名称中轻易得出的错误推论。这个名称多少保留了最初采用它的理性主义的韵味。它几乎不可避免地给人一种印象，仿佛圣经中开启了后来产生奥利金、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路德和加尔文著作的整个过程。因此，有些人毫不犹豫地将圣经神学定义为圣经时代的教义史。在我们看来，这听起来既奇怪又不合逻辑，就像把苍穹的星辰及其历史与天文学的工作和历史相提并论一样。正如天体包含天文学的素材，地壳包含地质学的素材一样，上帝圣言的伟大创造也为科学意义上的神学提供了素材，但它并非神学。它是某种比神学高得多的东西，是一个属灵实在的世界，所有真正的神学家都会被永生上帝的灵引领到这个世界。只有当我们理解“神学”一词更原始、更简单的意义，即通过启示传授并存于圣经中的关于上帝的实践性、历史性知识时，我们才能证明使用如今普遍接受的科学名称是合理的。至于对上帝所赐材料的科学阐释，必须被认为超越了圣经时代。它只能在启示和圣经的形成完成之后出现。我们所能承认的至多也不过是，在新约使徒的教导中，我们能够辨别出这一过程开始的最初迹象。但即使是使徒们的教导，也绝不能主要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待。它是上帝默示的圣言，高于一切。没有一位神学家敢用保罗对加拉太人所说的话来评价自己的工作：“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加1:8）⁸

圣经神学的意义

上文中，我努力向你们描述了圣经神学作为我们对上帝的科学知识有机体的一部分的性质和功能。然而，我没有忘记，你们呼召我教授这门科学，是为了一个极其实用的目的：训练年轻人从事福音事工。因此，除非您允许我简要地指出以更实际的方式进行这项研究可以预期带来的好处，否则我这次的任务就不算完成。

首先，圣经神学向研究圣经的学生展示了其中包含的真理的有机结构，以及它作为启示的结果而有机地成长。它向他表明，圣经中有一个比人体肌肉、神经和大脑的组织更精细、更复杂、更精妙的组织；它的各个部分以最微妙的方式交织和关联，每个部分都对从所有其他部分接收到的印象敏感，本身完美，但又依赖于其他部分，同时，在它们之中并通过它们，上帝活泼真理的圣灵作为一个统一的原则悸动着。那么，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是为了使学生相信，圣经呈现在他面前的，并非几个人头脑偶然创作的产物，而是神自己的杰作。圣经中所描述的真理的有机结构和启示的有机发展与超自然主义的关系，与自然设计论证与有神论的关系完全相同。这两种论证的思路完全类似。如果启示史（history of revelation）实际上是充满设计证据的有机历史，正如圣经所言，那么它一定是由神的启示活动以一种完全独特的方式塑造的。

其次，圣经神学适合为目前盛行的破坏性批判观点提供最有效的解毒剂。这些现代理论，无论人们如何断言相反，都扰乱了圣经。它们的主要危险不在于对次要问题的肯定，不在于对历史细节错误的肯定，而在于对整个真理体系内部结构的最激进的主张。我们已经看到，启示的进程与圣经所描述的历史最为密切相关。关于圣经的历史，即启示整个结构赖以存在的框架，最新的批评声称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伪造的，不符合历史。旧约中所有的历史著作，就其现状而言，都是倾向性著作。即使它们包含更古老、更可靠的文献，在被掳期间和之后，申命记和利未记的污点也抹杀了历史的真实性。现在，如果基督徒们知道这些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扰乱了圣经，它们的主要魔力就会被打破；许多人会惊恐地拒绝他们现在所容忍或漠不关心的东西。要证明这一点，唯一的方法就是将圣经本身构建的有机启示史与批判理论相对照。一旦这样做，每个人都能一目了然地看出这两者是相互颠覆的。这正是圣经神学努力要做的事。因此，它应对批评的攻击，并非以消极的方式逐一捍卫堡垒，因为这样做并不能产生根本性的效果，批评者也总是可以反驳说，他们攻击的只是外围工事，而非信仰的核心；而是以最积极的方式，阐明圣经中启示的原则所包含的内容，以及其中一部分如何与其他部分一起存亡。圣经神学的学者欣慰地知道，他对圣经问题的处理并非完全由敌人的策略决定，而且，在最有效地捍卫真理的同时，他也在信仰的积极根基上建造神圣知识的殿堂。

第三，我要提及圣经神学研究的一大成果：它赋予古老真理新的生命和新鲜感，如同启示清晨的露珠洒在它舒展的叶片上，展现出它所有的历史鲜活和真实。上帝不是将启示的内容体现在一个教义体系中，而是体现在一本历史书中，这当然意义非凡，在戏剧性的趣味和简洁的雄辩中，无处可寻。正是这一点，使圣经能够说话，能够感召、触动人心，引导人们的心智被真理俘虏。没有人比那些开启了其历史意义宝库的人更能有效地运用上帝的话语。正是这一点，使神圣的真理如此贴近我们，使它成为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使它人性化，正如基督的最高启示因道成肉身而变得最具人性一样。启示的这种历史性特征赋予了圣经丰满性和多样性，使它能够向各个时代提供新的宝藏，而不会枯竭，甚至无法被充分探索。充满虔诚的、谦卑的信仰精神的圣经神学，如果对上帝启示的圣言充满信心，将使学生获得所有这些鲜活真理的财富，使他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主，从他的宝藏中汲取新旧事物。

第四，圣经神学对于系统神学的研究至关重要，也极具价值。不可否认的是，圣经神学常常以一种或多或少敌视系统神学所从事的工作的精神进行培养。“圣经神学”这个名称经常被吹捧，以暗示对教义学所谓的非圣经性质的抗议。我想在这里非常强调地指出，圣经神学的本质和目标本身并不足以证明这种暗示的合理性。任何妄图取代教义学的理论，在基督教神学的领域里都无法立足。所有试图证明教会所发展和制定的教义在圣经中没有真正根基的尝试，都无法进入神学的领域，因为它们暗示基督教纯粹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教会十九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追逐自己的影子。教义学神学，如果得到正确的培育，就像它的妹妹一样，是一门真正基于圣经、真正归纳的科学。后者和前者一样，需要一个建设性的原则来整理其事实。唯一的区别在于，在前者的情况下，这个建设性的原则是系统的、合乎逻辑的，而在后者的情况下，它纯粹是历史性的。换句话说，系统神学致力于构建一个圆，而圣经神学则试图复制一条线。我使用这个比喻，并不意味着圣经神学中根本没有事实的归纳。我所说的这条线并非单调地重复启示，也不像一根细绳，即使它被设想成一串珍珠。启示的线就像那些年轮生长的树木的树干。每一圈都源于前一圈。但从这树干的汁液和活力中，会长出一个枝繁叶茂、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的冠冕。这就是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之间的真正关系。教义学是从圣经神学所能完成的一切工作中长出的冠冕。以这种基督徒乐于服务的精神来教导，我们的科学必定会在多个方面使系统神学受益。它将宣告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常常被遗忘和否认的事实：真正的宗教离不开对真理客观认识的坚实基础。要平息那些认为正确的信仰在宗教问题上无关紧要的傲慢之言，最好的方法就是展现我们的天父如何以无限的关怀，将他的本质和他为我们的救赎所做的一切，以最完美的方式启示给我们。圣经神学也将证明，我们信仰的基本教义并非像许多人所想的那样，建立在武断的阐述一些孤立的证明文本。与其说它证明了这些教义，不如说它比证明更好——使它们从启示的根源中有机地生长在我们眼前。最后，它将有助于使系统神学与神圣现实的土壤保持活生生的联系，它必须从中汲取所有的力量和能力，以超越其已达到的境界。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正如所有神学一样，圣经神学的最高目标不能在于人，或任何服务于受造物的事物。它最卓越的实际用途无疑是：它赋予我们对那位创造万物以赞美他自己奇妙之名的荣耀的新视野。作为非受造的、不变的、永恒的神，他超越历史的范畴。他是存在者，而非生成者。毫无疑问，一旦时间的面纱被揭开，当我们面对面时，那么在历史的镜子中观察他的知识的必要性也将不复存在。但既然他为了我们和我们的救赎，屈尊以时间的形式工作和说话，从而使他的作为和言语分享所有有机生长所附带的特殊荣耀，让我们也寻求认识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以便教会所唱的赞美诗中不缺少任何音符，我们所有的神学都必须归于此。

中译：基督教教育网 文中标题为译者所加；THE IDEA OF BIBLICAL THEOLOGY AS A SCIENCE AND AS A THEOLOGICAL DISCIPLINE. INAUGURAL ADDRESS BY THE REV. GEERHARDUS VOS, PH.D., D.D.文章来源：On the Wing This article was made 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via REFORMATION INK (www.markers.com/ink). http://homepage.mac.com/shanerosenthal/reformationink/gvbiblical.htm 英文原版阅读：Inauguration of the Rev. Geerhardus Vos as professor of Biblical theology

1. 译者注：这里的 “scientific theology” 不是指“自然科学式的神学”，而是带有“scientific” 在 19 世纪神学语境里的含义：
   系统性
   “scientific” 意味着方法有条理、有内在逻辑，能够像科学一样按照原则和方法来展开，不是随意的神学拼凑。对霍志恒来说，圣经神学是科学的，因为它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沿着救赎历史发展的时间脉络来研究启示。
   客观性
   科学意味着可以避免纯粹主观、印象式的解读。表明圣经神学并不是靠个人感觉来解释经文，而是通过严格的历史—启示考察。
   学科地位
   在当时的学术环境里，能否称为 scientific，几乎等于能否在大学神学院里被承认是一门“真正的学术科目”。所以称其为 scientific theology，是在争取圣经神学作为正规学科的合法地位。 ↩︎
2. 译者注：并非指现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参考书，而是指对科学（或神学分支）的结构、相互关系和范围的系统研究。“百科全书原则”= 神学科学（或科学分类）的系统原则，支持神学的词源学定义。 ↩︎
3.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哥林多前书2:11 和合本)
   For what man knows the things of a man except the spirit of the man which is in him? Even so no one knows the things of God except the Spirit of God. (1 Corinthians2:11 NKJV) ↩︎
4. 参见T. D. 伯纳德，《新约教义的进展》，第44页。 ↩︎
5. 译者注：”Dialectic” (或dialectics) 的中文是辩证法。它是一个哲学的术语，指一种通过对话和论证来化解矛盾、形成不同意见的哲学方法。 ↩︎
6.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以弗所书4:16 和合本)
   from whom the whole body, joined and knit together by what every joint supplies, according to the effective working by which every part does its share, causes growth of the body for the edifying of itself in love.(Ephesians4:16 NKJV) ↩︎
7. 译者注：历史背景（historical setting）是上帝选择的媒介。“Scriptural truth is not absolute”原文从上下文意思看，似有笔误，或者可以理解为一种细致入微的神学区分，既主张圣经完整不变的权威，又承认并吸收其进步的、历史性的传递方式。 ↩︎
8. 鉴于“圣经神学”名称与理性主义的联系，以及它实际上被用来传播错误的观点，“启示史”（History of Revelation）这个名称或许更适合表达我们这门科学的真实本质。诺斯根最近在他的《新约神学史》中采用了这个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