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偶像崇拜｜《基督教教育哲学阐释》｜斯蒂芬·派克斯

第二章 教育与偶像崇拜

显然，从上述非信徒的角度来看，人的理性和创造性天性既不源自、也不依赖于他以外的任何来源，而是人格的原始自主品质。因此，人既定义了他自己的本性，也定义了他所生活的世界的本性，并且根据自己来理解万物。人是他周围宇宙中每一个事实的最终参考点。因此，卡尔·波普 (Karl Popper) 的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告诉我们：

“哥白尼使人在宇宙中的物理中心地位丧失。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则使人更容易接受这点。他不仅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在物理宇宙中的位置是无关紧要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我们的宇宙是围绕我们旋转的；因为是我们制造了（至少部分地）我们在其中发现的秩序；是我们创造了我们对宇宙的知识。我们是发现者：发现是一门创造性的艺术。”¹

当然，这是可以追溯到伊甸园中人类的堕落，是最古老的异端。亚当会定义现实的本质和他自己的存在，并根据他自己的自主理性为自己确定他在事物秩序中的位置。当然，这也意味着现在必须根据人的形象来定义造物主上帝自身，因为亚当已经将自己的理性作为所有真理、意义和目的的试金石。伊曼纽尔·康德的哲学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推理过程，这是很多现代思想的基础。以下段落摘自康德的《纯粹理性限度内的宗教》。这个标题本身就揭示了很多隐含在唯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人本主义中的偶像崇拜：

“尽管我的话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但你千万不要因为我说：’每个人都创造了他的上帝’而谴责我。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你甚至必须创造你的上帝，以便崇拜你的创造者。因为无论以何种方式……上帝都应该被塑造至可以让你认识，甚至……如果他向你展示自己：正是你……必须判断你是否被允许（凭你的良心）相信祂，并敬拜祂。”²

很难找到比上述对亚当原罪的基本原理更惊人的概括。简单地说，这意味着人是他自己的神，因为一个人的神总是其最高权威所在。波普尔认为，“康德伦理学的精神可以概括为这句话：敢于自由；并尊重他人的自由。”³ 康德伦理学的精神同样可以概括为这句话：敢为神，自知善恶（创世记3:5）。康德的伦理学是反叛伦理学。

这种人如神的哲学——人本主义——将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之一实现：要么通过自由意志主义，然后走向无政府状态；要么通过对人和社会采取国家主义观点，然后走向极权主义。⁴ 在我们的土地上，这两种意识形态正在教育界的理论与实践上和我们相伴同工很久了。然而，我们在这里主要关注后者。因为通过地方教育当局，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对那些努力给孩子提供敬虔教育的基督徒家长的教育主权构成威胁，而且还可以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迫使他们遵守上个世纪以来的现状。这种现状就是通过对国家教育机关的税收资助而形成的。因此，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这种意识形态并揭露其背后的哲学的偶像崇拜本质。

国家主义的人论

正如我们所见，对于人本主义而言，人是世界的中心。但是人有很多个体，完美人不能局限于任何一个个体的特质。因此，对于国家主义的人本主义来说，完美人总是超越具体的人，而是体现在社会这个概念中。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对社会和人的观念。这里人被看作一种偶像化了的社会产物。这种观念是与真实的人的世界以及人的需求和关注点脱节的。因为完美总是超越历史处境。如此说来，如果要在历史上实现这种抽象的社会观，就必须体现在地上的某个代表性机体或机构中。然后这个代表就要把历史塑造到和理想一致。这种机体——国家主义、人本主义所理解的人类社会理念的完美体现或真实表达——就是国家。因此，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国家是“存在于地球上的神圣理念”。

由于在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人是社会的产物——也就是说，人是社会制约的结果——国家有责任确定和规范人的社会和文化中的所有参数和变量。这样便可使最终产品符合完美社会的理想。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历史中社会化身的抽象概念，国家的目标就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建社会。作为社会的元首和监护人，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目标去关心、塑造和惩戒那些将构成未来社会的人。因此，家庭被中央集权主义者贬低。从出生起控制婴儿越来越被视为国家责任。这些现象都不足为奇。孩子是国家的产物，社会才是他真正的家。因此，如能证实血亲阻碍孩子成为集权社会的理想成员，就必须中止他们对孩子的监护权。

这可不只是理论。虽然它在英国可能不像上述那样明显，但这种意识形态在我们的土地上正在微妙地发挥作用，并且可以在瑞典等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更显著的形式看到。一些人目前正试图通过法律禁止父母对儿童进行一切形式的体罚。我们也许能从中看到一些端倪。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被国家定义为一种社会产物。个人除了与社会的关系外什么也不是，因为他作为人格的成长和发展是由他的社会环境决定和控制的。因此，教育必然是一个由国家所定义的人的形象的成熟过程。因此，教育的目标是融入社会。因此，我们经常听到教育工作者谈到儿童的成长，就是看他能否成为全面参与社会的一员，最终是否有用。经常听到政客用这样的术语说话。评价一个男人或女人是否成熟、是否对社会有价值，取决于他是否能做一个有用的成员，并且是否为社会做出有价值的贡献。一个人是否实现了自我，在于他为实现理想社会贡献了多大的力量。

可以预期，那些不能或不愿满足这一期望的人最终将被剥夺人的地位，或者被流放到精神病院和劳改营。在那里他们被迫为奴侍奉国家。或者甚至他们做奴隶不成而被处死。这种做法在苏联已经十分普遍。这当然也是纳粹政权的一个特点。有些做法现在在西方很常见，例如畸形胎儿的流产，或者如果孩子的出生会给母亲带来“困难”或“精神疾病”，甚至是无缺陷胎儿的流产。将基因工程纳入到人类社会操控技术的武器库中。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人类的未来前景堪忧。

国家主义教育哲学

至于教育，很明显，我们对人的定义决定了我们教育哲学的本质。人论还决定了教育过程的方法和目标。因为人本主义教育必然以人为中心。人是衡量自己和万物的尺度。教育的目标是让人根据他的神的形象来实现自我，无论这个神是他自己，还是自由意志主义，还是国家主义的社会理想或作为社会产物的人。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个过程将全面适应个人及其需求、期盼和愿望。对于国家主义者来说，它将适应人类的社会环境。因此，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充分融入同侪群体，继而在成人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因此，同龄群体是儿童在其教育的每个阶段发展的参考点。

对于国家主义者来说，缺少这样的教育被认为是一种褫夺。蓄意让孩子脱离这个群体的同化过程是一种残忍的行为。因此，尽管必须承认，国家主义取缔各种形式的私立学校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其特权的嫉妒和仇恨，但从逻辑上讲，寻求从社会中根除所有私立学校的做法，是与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一致的。因为这些私立学校提供的教育不能和国家主义教育理念和实践接轨。当然这最终意味着国家资助和控制。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定义的社会规范以外就是一种反常现象，只能被视为对儿童和社会都有害。因此，国家主义教育的方法自始至终都要求将孩子融入同侪群体。没有这一点，社会主义教育哲学就没有意义。教育主要是一个进入社会或接受社会洗礼的过程，孩子最终会在这个社会中找到自己的职业，这将定义他作为一个成人的存在。我在这里特意使用洗礼这个词是因为它的宗教内涵，因为同侪教育之同化原则是国家主义教育理论追随者所固守的信条。而国家主义教育理论的本质，是一种宗教信仰，信的是被偶像化了的一种人类概念。

这种人本主义信仰对很多基督徒父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被误导和操纵，进而相信，如果孩子们不能被逼融入同侪群体的异教社会环境，他们将成为社会的不良、孤僻和反社会的成员。真有人讲过，除非基督徒的孩子与同龄人融为一体，否则他们很可能会变成精神分裂症患者，甚至是恶毒的人。对那些正在考虑让孩子从公立学校退学，以便为他们提供敬虔的教育的基督徒父母，这种说法会对他们产生强大的心理影响。言下之意，在体制外教育孩子就是虐待。

基督徒父母了解这些观点背后的宗教性是非常重要的。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正如在基督教或任何其他宗教中一样，人是由他的神来定义的。对于社会主义来说，神就是国家，因此教育的目的是把作为社会产物的人的形象培育成熟。换句话说，国家是神的化身，人要按照他的形象重塑自我。教育就是重生的过程。

基督教的观点

然而，基督徒要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起头，或者至少应该开始作出改变。圣经中的神创造了人，因此也定义了人；按照祂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因此，教育的目的是培育成熟的上帝的形象。基督徒父母的责任是照管孩子，塑造他的品格，并按照上帝对他生命的旨意管教他。

根据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人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有知识、仁义和圣洁，并赋予他们管理支配一切受造之物的权柄。” （汉译摘自林格尼尔福音事工 ligonier.org 问1, 10）因此，基督教教育的目的是使孩子能够承担起作为上帝形象持有者的责任和特权，并装备他作为上帝在世上的代理人，过一种事奉上帝的生活。由于是上帝定义了人，而不是社会或国家，因此，同侪群体的作用和社会化过程将不是首要的。社会作为一个拥有某些事物并共享生活方式的共同体，本身是人类状况的一个附属物。因为亚当最初作为一个人是孤独的，他并没有因此而不足为人，因为他的人性在于他是上帝形象的持有者。一切使人区别于“动物”并因此构成人的东西，都可以在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事实中找到。人有相交或团契的需要也主要与他具有上帝的形象这一事实有关。因为在神性中，三位一体的位格之间存在相通。因此，人作为具有上帝形象的依赖性受造物，也需要相通。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既然人是上帝的创造物，是祂形象的承载者，他对交流的需求自始至终都是与上帝的交流，而不是与人交流。作为上帝形象的持有者，亚当在与任何其他人建立关系之前，就与上帝建立了约的关系。构成他的人性的是他作为神的形象承载者与上帝的关系，而不是与人的关系，因为亚当是在夏娃被造之前作为第一个人单独被创造出来的。

因此，人与人或社会的交流是人类状况的派生物，而不是其决定性特征。人与人之间社群和合约关系的存在是由于人本质上是一个盟约性被造物，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以便与他交流。换句话说，人确实是为相交而造，但首先是与神相交，其次才是与人相交。

事实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即当与上帝的这种交流被打破时，人类之间的交流也会瓦解。我们的时代在很多方面都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今西方惊人的离婚率。在这方面，拉什杜尼（R. J. Rushdoony）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精神分析时代的一个关键词是“异化”，⁵ 就是社区和人际交流的崩溃。既然是上帝定义了人，正确构成的人类社会就是一群在上帝之下立约或相交的人。拒绝这种社会的定义并寻求独立于上帝话语来建立其生活秩序的，最终不会在历史上站稳脚跟。因此，大约有21个文明在历史进程中兴起和消亡，而西方文明现在也处于衰落过程中，因为它拒绝了唯独能够为人类提供社会凝聚力和真正基础、长期稳定文化的那一位。除了与上帝的交流之外，人们最终无法在任何基础上实现彼此之间的持久交流。这是因为作为上帝形象的承载者，与上帝的交流对人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人与人之间真正交流的唯一稳固基础。

当然，能与人交往和合作是孩子成长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应否认这点。但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社会生活每个方面的参考点，正如我们个人敬虔生活的参考点，都是上帝。我们与祂的圣约和与神相交，而不是我们的同胞。作为基督徒，我们按照上帝的话语规范我们与信徒和非信徒的行为，因为我们与他人的交流，如果是任何有意义的交流，都必须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本性：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

如果这不是真的，人与同胞的关系就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人类对团契和相通的需求不仅仅是为了自我存续和物种存续而进行的生物联合。确实有许多动物社会在生物学和本能层面上表现出色，但这就是他们止步的地方。人对交流和社会的需要高于此；它不仅是动物性的，而且是基于与其他具有上帝形象的人交流的需要。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存在主要不是生物学事实，而是属灵事实，也就是说基于上帝的可沟通属性。因此，人类社会从属于、并源自于人与上帝交流的能力。

当然，上帝真的是造男造女（创1:27），而且人不应该作为一个人完全独立存在。当亚当给所有的动物都取了名字时，还没有找到适合他的帮手，于是上帝创造了夏娃做他的妻子（创2:21-23）。上面所说的并不是要贬低或减弱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和价值，而是承认人类通常会在人类的环境中找到作为上帝形象承载者的存在和呼召的满足，从而真正荣耀上帝。因此我们被告知“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创 2:18）。婚姻、家庭生活和社会通常是人性重要方面的表现。人类社会是上帝创造的真实的生命，这不容否认。

我的意图只是强调两个重点：第一，人类社会不能定义人，也就是说，它不是使人成为人的东西。对于基督徒来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这使他成为人。而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人是由社会定义的——即人的本性、意义和目的与他所属的社会有关，他的存在是为了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服务。其次，人类社会，如果要真正具有人性并因此具有意义，也就是说，如果它是上帝所希望的相交和相伴，就必须以与上帝相交为前提。因为与上帝的相交对于人类表达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对于人际交往和社会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方面。

教育的宗教性质

因此，我们对人的定义——人是什么，他来自哪里，他存在的目的是什么等等——是我们理解何为教育的决定性因素，也决定了教育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因此，对于非信徒和基督徒来说，教育的意义、方法和目标都不可避免地基于形而上学——即宗教——关于人性的预设。对于基督徒来说，教育必然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成熟的过程，因为这正是人类被造的目的，即在地上活出神的形象。因此，同侪教育是教育的次要因素。社会化的过程必须始终从人类更高的呼召的角度来看待，即在地上活出神的形象和荣耀神。人首先效忠的应该是上帝。至关重要的是，基督徒父母要意识到这一点，并拒绝屈服于同侪至上的偶像崇拜观念。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和定义了人。我们要按照祂的形象、而不是背道者的形象来养育和教导我们的孩子。

我们对融入社会的关切，只要它被视为次要的，而且是服在神的道之下的，就是合理的。基督徒父母可能担心孩子在家教育而与同伴接触的程度不及非信徒的孩子的平均水平。让我们的孩子活在同辈群体的压力下，让他们融入异教徒定义之人的形象，这不是合理的应对。这不是说基督徒孩子不应该与非信徒孩子在一起玩耍。而是说，他们不应该像非信徒一样接受教育。在公立学校或异教徒私立学校接受教育，恰恰就是把孩子当成了非信徒。

此外，应该说，正是因为基督徒自始自终将人对交流的需要视为与上帝相交的需要，这是非常确切的——也正是因为他根据这一原则来看待教育，在家或在基督教学校按照基督教哲学接受教育的孩子，往往会成为更有能力、更负责任的社会成员。这样的孩子通常在智力、品格和综合能力方面都比异教同侪群体的平均水平更加成熟。受过这种教育的基督徒儿童是社会中的稳定分子，因为他们通常更平衡，并且在信仰上拥有社会凝聚力的真正基础。认为这样的教育会培养出内向的、能力不足的人，这是完全不正确的。相反，这样的孩子不仅通常取得更好的学业成绩，而且通常更成熟，更能融入社会，而且他们的社交能力往往处于更高的水平，与成年人的联系更加紧密。

教育的指导原则：成熟与不成熟

然而，最后这点可能揭露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著流行心理特征，尤其是表现在对孩子的期望之中。因为非信徒不认为人是上帝的创造，最初被造为一个成熟的人，所以他不会对成熟度给予同样的重视。⁶ 他们避之唯恐不及。人们追求一种闲暇和没有责任的游戏人生。我们可以在现今常见的广告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人们用一种臆想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画面来推广产品。在这种生活方式中，现实当中的责任眼睁睁的被拿掉了。逃避责任的愿望很大程度塑造了现代社会。这种心态造就了一种幼稚的文化，因为它的根源是希望保持孩子的状态——没有责任，凡事依赖。⁷ 按照这种心态，在身体和智力上，永葆青春就是主要使命，就是生活目标。儿童时代真的常被看成天堂或伊甸园。因此，成长过程就是失去无邪、一种人本主义版的堕落过程。主导现代西方社会的“流行”文化的源泉，就是这种心态。

显然，这样的世风不鼓励孩子的早期发展。不允许不鼓励儿童“过早长大”。鼓励早成长、鼓励早懂事，不让孩子无忧无虑尽享童年欢乐，这通常被视为极大的罪恶。那些懂事的确早的、成绩拔尖的，被社会主义教育工作者视为早熟并贴上了“优等生”的标签。这些孩子被视为超出常态范围。由于正常是由群体定义的，而教育的目的是使孩子能够合群，因此这种“超常成就”并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其实可以说，使同侪教育成为教育的主导因素的一个更可能的结果是培养不出成熟的个体。这些个体无法应对成人生活的责任和负担，因此最终在心理上和生活中都会依赖，最终导致家长制；换句话说，无论怎么理解自由的词义，这样的教育都不能培养出自由的人。今天我们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面临这种依赖问题。这一事实至少应该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批判性地反省这种融入社会的理想。这种理想支撑着当前的教育理念，并且经常被认为是孩子成长的正确模式。

然而，珍视成熟才会使人在生活、行为全方位有长进，并形成这样的文化特征。基督教强调人对上帝的责任，以及他作为按照上帝形象创造的成熟受造物的责任，“有知识、仁义、圣洁，并赋予他们管理、支配一切受造之物的权柄”（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Q10, A.）。因此，它产生了一种成熟的文化，这种文化重视在基督里的自由和治理，而不是游戏和逃避现实。并非偶然，正是西方世界——就是基督教世界加上其所有缺点和失败——才能给我们那种曾经的文化、科学和经济进步。这种进步使现代世界成为可能，并使我们所处的世界更加人道和文明。

结论

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拒绝异教徒的观点。基督教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在上帝的形象上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成年人，装备他肩负起作为上帝形象持有者的责任，并为他提供工具来完成他的被造义务，以及作为上帝的代理人扩展他的对全地的治理。这是人存在的目的。那些没有为孩子实现人生目标而重装上阵的教育，就是个祸患。因为它阻碍了孩子成长成熟。让我们的孩子接受一种教育，使他们受洗成为堕落之人不敬虔的形象，这不是做基督徒的一个可选项。人的人性在于他是上帝形象的承载者，而这种形象是最重要的，也是儿童各级教育的参考点。在这里，基督徒父母需要重新评估他们对优先事项的理解。当圣经的优先顺序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得到重申时，孩子将在上帝的旨意方面受益并更快地成熟，从而使他能够为神的荣耀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1. 卡尔·波普（Karl Popper），《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伦敦和亨利：Routledge和Kegan Paul，[1963] 1972），p. 181. ↩︎
2. 同上 第182页 ↩︎
3. 同上 ↩︎
4. 对于这种两极分化背后的哲学，请参见 拉什杜尼（R. J. Rushdoony），The One and the Many,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Order and Ultimacy (Fairfax, Virginia: Thoburn Press, 1978)。 ↩︎
5. 同上 368页 ↩︎
6. 拉什杜尼（R. J. Rushdoony），反抗成熟，合乎圣经的人类心理学 ↩︎
7. 这种心态在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社会主义政治家正是通过承诺这种生活方式来招募他们的选民。国家官僚机构，把无产阶级从他们的责任和生活负担中解放，这种政治救赎，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动力。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责任等于邪恶，而“社会正义”——社会主义版本的救赎——可以有助于让成年人从问题和义务中得到释放。然而，社会主义者不明白，没有责任的自由纯粹是梦想。而将责任推给国家的真正后果，就是为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