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文明｜《基督教教育哲学阐释》｜斯蒂芬·派克斯

第六章 教育与文明

否认人生命的盟约性和他对世界的治理就是使人类非人化。作为上帝的代理人和地球的主人，人类高于所有其他生物。与动物不同，人的肉身是由泥土造的，但他的灵魂来自上帝，也就是说，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这种形象存在于为与上帝相交和治理全地而创造的道德本性中。否认人的这种必然的道德和治理本性就是使他非人化，因为这是剥夺他正确构成上帝形象的一切。因此，在他徒劳地——当然是不可能的——逃避上帝和他存在的道德本性的尝试中，人诉诸于各种堕落和不正当的做法。他试图将自己降格到动物的水平，尽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有长进，并采取了甚至在动物中也找不到的做法。

异教的复兴

因此，从逻辑上讲，鉴于其反有神论的世界观，撒旦教宣称其最基本的教义是，人与动物没有区别，因此也不高于动物。至少这是撒旦教的主张，而且无疑有许多人相信。我们的时代已经在许多方面、在许多层面上、在许多不同的群体中证明了这一原则的成果——绝不意味着所有或多数人会自觉地承认他们对撒旦教原则的委身。从性变态的兽行到绿色运动和生态运动的更具哲学和意识形态的立场，新纪元运动的新异教主义，到诉诸反人类恐怖主义策略的动物权利人士，都在表明他们的观点并在社会上强加他们的意识形态。这一切都是堕落的人想要摆脱他的创造主的自然结果。由于人的生命有无可逃避的盟约性，因此在本质上是道德性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试图通过否认神命定的造物和造物的秩序、否定自己的道德本性来蔑视和否认上帝。这样做他必然会损害自己的人性。

这不是教育的题外话。因为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能力，包括上述大多数群体，包括性变态、绿色运动、新纪元和动物权利运动，以及普遍的人本主义，目前有能力借助教育机构推行他们的观点。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一场非常真实的异教回归，其后果将对我们自己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对我们子孙后代的生活更是如此。我们绝不能低估教育机构在这种社会重新异教化中的战略重要性。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土地上的学校、学院和大学对异教没有免疫力；它们对于一种文化的世界观的传播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这种文化要被新异教所俘获，那么这些机构必须处于先锋地位。占领学校和学院，你就可以通过宗教观和人生哲学的形成来控制下一代。

不可否认，人本主义已经占领了我们大多数的教育机构，无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在我们的土地上，可能许多人都没有意识事情的严重性，从绿色运动、动物权利和新纪元人士等团体——乃至同性恋游说团体¹——都在试图渗透和影响教育机构，而且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有公立学校教师指出，这些团体越来越多地寻求通过从他们的特定角度为儿童提供课程和为员工提供培训，向学校提供“教育”服务。这些教师可能代表了少数认识到这种影响并拒绝它的人。还有更多的人，虽然不明就里，但无疑被这些团体所利用，甚至全心全意地拥抱他们的观点。这些团体能够通过他们向学校提供的“服务”以及通过那些在国家系统内委身于他们观点的人正在进行的教学工作，对我们的文化产生潜在影响。媒体对此类观点的更多报道有助于软化社会并导致它们的接受度普遍提高，这反过来意味着教育系统内部对这些群体影响的抵制要小得多。

重要的是，诸如绿色运动和新纪元运动等意识形态，我们要了解其形成或者传播的助推因素。今天，许多人至少接受了绿色运动和新纪元的某些议程，尽管往往是不知不觉中接受的。然而，普遍接受这些观点正在损害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孩子。因为它们有助于形成本质上是异教徒的世界观。古老的前基督教宗教——在本世纪曾经有复兴——对这些运动的影响程度并未得到普遍重视。下面的引文应该可以说明这一点：

“今天的人们终于开始意识到成为Dion Fortune所说的’伟大母亲的孤儿’的后果。我们开始审视在我们的星球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终于意识到，乌托邦是建立在政客的承诺之上的，如果地球本身被毁了，那么这些承诺就只能是随风飘散的尘土。我们的命运与地球母亲的命运息息相关，我们是她的孩子。因此出现了所谓的’绿色政治’。”

“在我看来，这是水瓶座时代即将到来的另一个迹象。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了解和利用过去，以便在未来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旧宗教也必须向前看，并继续进化。如果它这样做了，它就可以在新纪元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各种形式的异教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²

上述文字摘自《巫术，一种更新的传统》一书。巫术，或该书作者喜欢称之为“旧宗教”，与现代绿色运动和新纪元运动之间存在一些基本的共同点。事实上，异教观点的复兴通常刺激了绿色运动和新纪元运动的发展。

此外，虽然几个世纪以来，由于教会和基督教文化的普遍影响，巫术只是一种秘密实践的信仰。和其他一些古代流行的其他异教习俗一起，例如同性恋和双性恋行为，今天它们越来越多地公开出现。作者引用目前的情况作为更加开放的理由：“肯定会有人谴责约翰和我’说的太多’、’泄露秘密’等等……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认清时代的变迁，并在必要时做好随之改变的准备。” ³巫术在新时代的诞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对于作者来说“要求那些觉得这本书令人不安的人……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⁴ 因此，即使我们厌恶巫术的邪恶行为，我们也要忍受，因为它要在新时代的诞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我们回归对“大自然母亲、盖亚、大圣母、地球母亲”⁵的崇敬，你可以随意称呼，因为“如果你愿意的话，它是大自然背后的智慧，就像它最初被认为是女性一样。”⁶ 我们还被告知“她的儿子和配偶是我们的先祖在洞穴保护区的墙上画的长着角的老人。”⁷

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信仰在我们的社会中越来越流行，人们应该看了会想笑。“旧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再次从隐藏中走出来，虽然它的姿态并不完全像福音派，但在要求宽容方面肯定更加激进。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正处于人类发展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这是“从双鱼座时代到水瓶座时代的转变”。因此，“我们这些保存了被称为’神秘’的知识的人，这个词的意思是’隐藏’，现在需要以建设性的方式利用这些知识。此外，我们必须反对无知和偏执，并争取承认我们的古老信仰是合法的宗教。”⁸

巫术仅仅是少数狂热者定期实践的一套连贯的仪式，不太可能有大的盛行。但古老的异教乃至所有的异教所共有基本宗教和哲学思想及其前提，已经被我们的文化广泛接受了。⁹ 流行的“科学”——科学推测、媒体炒作和乱解统计数据——现在已经接受了许多这样的想法，并通过用伪科学术语给它们洗礼，使它们看起来很体面。因此，它们现在代表了现代西方社会折衷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中扮演着越来越突出的角色。

1990年11月发表在BBC出版物《世界杂志》上的一篇题为“绿精灵（Greenman）：生命精神的重现——地球父亲”的文章中写到：“毫无疑问，绿精灵，充满活力的男性，与大自然母亲相对应，再次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传统上与特定时期最重要的事物相关——异教时代的生育能力、罗马式和哥特时代的创造力以及中世纪的学习——今天他与人们日益意识到需要在我们与环境之间取得平衡相合。”¹⁰ 根据该文作者Julian Henriques 的说法，绿精灵“正在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作为体现古老凯尔特根源的偶像，他似乎证实了现代人对生活方式的追求，这种生活方式比我们目前的破坏生态和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更’自然’。事实上，挪威绿党的反酸雨运动代言人就是作为森林保护者的形象的绿精灵。”¹¹ 合著者威廉·安德森 (William Anderson) 也是《绿精灵：我们与地球一体的原型》一书的作者，他总结道：“今天，我们正在学习重新将地球视为盖亚大地女神和她的儿子、情人和监护人，回来帮助、警告、并面对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不可能的挑战。”¹²

这篇文章和BBC关于绿精灵的综合电影和一部关于绿精灵的虚构电视连续剧同时出现。英国广播公司当然不是后街的神秘出版社，而《世界杂志》是一本英国最有品味的大众杂志。杂志文章和电影都表明了这些思想开始渗入现代西方文化的程度。

所有这一切背后的基本前提，包括绿色运动和新纪元运动等，认为自然是规范性的，也就是说自然是上帝。而人如果要在事物的秩序中找到自己的真正位置，就必须认识并服从这点。圣经指派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主人，而他们认为人类必须要服从地球母亲的主权。由超然的上帝按照祂的形象创造的——人，不是来治理这地，而是作为泛神论的自然、盖亚或无论现代人称为什么的一部分。如果地球和人类要生存——尽管人们不得不认为人也是动物保护组织议程的一部分——人就必须服从规范性的、肆无忌惮的自然母亲的规则。他必须接受她的枷锁和顺从自然的元素，而不是承担起上帝赋予他作为大地之主的应有角色。基本思想是，人类自吹自擂、傲慢自大、过度开发地球资源等，导致自然世界毁灭。人类对地球的治理被视为破坏自然秩序的有害行为。人的罪恶在于他干涉了自然。因此，我们必须恢复平衡，这意味着回归对大自然母亲的崇拜并接受我们在异教秩序中的屈从地位。

基督教的观点

我们现在看到了异教和正统基督教的世界观的根本区别。异教徒对大自然和人类在其中的地位的看法完全是偶像崇拜。人确实夸大了自己的地位，但他这样做是错在宣称一种神性并篡夺上帝的权威，而不是错在宣称对地球的治理权。人是上帝之下的地球主人。那是他在神圣事物秩序中的正当地位。当他顺服上帝时，他对地球的治理权就是合法的。但是，通过自夸凌驾于上帝和上帝的权威之上，他使自己和自然界陷入了混乱的状态。人现在不服从上帝而处于罪的权势下，直到他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救赎，地球都因这种罪而处于上帝的诅咒之下。当然，罪会导致人滥用上帝的创造，但答案不是人类对自然的屈服，因为这是罪的结果。

基督教对人类滥用被造物的回答是要顺服上帝，并在耶稣基督里恢复人类对自然的治理¹³。在基督里，人再次顺服上帝，因此对地球的敬虔治理再次成为人类和自然界的规范。与其滥用世界，基督徒不如寻求——或者至少应该寻求——利用它来荣耀上帝和造福人类。这涉及征服和控制自然界，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人不仅仅是另一种动物，也不是自然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如果人要和地球共存，就必须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他是地球的主人，如果地球要生存，人就必须顺服上帝并遵守祂的圣约律法，开始行使人的治理权。

人对地球的治理当然不是通过把自己贬低到动物的水平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治理这地和动物并使它们服从自己为主人，因为这就是上帝造人的目的。人对地的治理和掌管，是上帝对人类旨意的一个主要方面；但只有当人顺服上帝并顺从他的律法寻求治理时，才能成功实现。这是因为神与人类所立的约，规定了人的存在，支配着人的整个生活、思想和行为：它不仅支配着人与造物主的纵向关系，也支配着人与受造秩序的横向关系，到人与物的世界。因此，由于人的罪和对上帝的反叛，上帝与人之间纵向关系的破裂，导致了人与他所生活的世界之间横向关系的扭曲和颠覆。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形式的异教的结果都是人屈服于周围的世界，而不是世界服从于人的治理。实际上所有形式的异教都涉及对被造物而不是造物主的崇拜。人所敬拜的是他自己所服从的。他成为他所崇拜之物的奴隶。因此，对自然的崇拜导致人类被自然元素捆绑，从而导致人类和文明的死亡。

每当人拒绝效忠和事奉他的造物主，并试图抛弃上帝有约束力的圣约时，他就把受造秩序的某些方面作为生活的权威准则而顺服，而不是顺服上帝无误的话语。所有这些反叛，无论其宗教语言和表征如何，或者缺乏语言和表征，都是对异教的回归，其目的是人类役于物。这一点在多种形式的异教中很明显，如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其中一种，它通过挪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语言来宣称“科学”地位，还有另一种古代世界的异教和神秘崇拜，在今天的新纪元运动中显现出来。

古典异教

为了说明堕落的人类受制于受造秩序的束缚的力量和破坏性影响，我们将简要地看一下这种异教的一个典型例子：印度教。印度教在印度次大陆的文化中流传了如此之久并根深蒂固，这一事实为异教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明显而具有启发性的例子，并使人们对人类在新异教复兴的影响下的未来有了清醒的认识。

对于印度教徒来说，牛是神圣的，其他动物如猴子也是如此。 这些动物在土地上自由漫游，破坏了供人类食用的有价值的农作物。¹⁴ 但它们被认为是神圣的，因此印度教徒出于对神的恐惧而拒绝将它们赶离农作物。印度教徒拒绝对世界和其上动物的治理权，因此他们的作物生产是不合理的。结果是人类生存所急需的农作物被动物破坏和吃掉。然而，问题远不止对牛的崇拜那么简单。英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 P. T. Bauer 教授明确指出：“很大一部分印度人反对杀害动物。 这种态度除了直接影响粮食供应外，还明显限制了畜牧业的范围，严重限制了农业经营，阻碍了农业的进步。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耆那教，一个相当大的教派，其信徒不会有意地接受任何形式的动物生命，即使是昆虫和细菌。他们反对杀死蝗虫，反对使用杀虫剂，甚至反对旨在杀死霍乱、伤寒或疟疾以及其他致命或使人、牲畜和植物衰弱的疾病的病原体或载体的水氯化等措施。¹⁵ 这种对自然界的偶像崇拜态度的另一个严重影响可以从码头上的老鼠消耗印度每年进口食品的50%的事实中看出。¹⁶

印度教徒因此成为周围世界的奴隶，任由其摆布。这是因为他敬拜受造物而不是造物主，拒绝顺从造物主而行，并拒绝治理这地和动物。因此，他被他本应主动治理的世界所治理。他把他的环境和动物奉为神明，他已经臣服于自己的环境和动物。上帝本命令人在事奉上帝的时候，为了自己的进步和益处去辖管，他反倒被辖管。他的生活役于自然世界，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人类和动物王国的利益，也不是以虔诚和富有成效的方式，利用自然世界。

在英属印度统治时期，印度是粮食净出口国。¹⁷ 独立带来了巨大变化，从1959年发表的一份名为《印度粮食危机》的官方文件的标题可以看出。¹⁸ P. T. Bauer 指出“即使在1958-59年的丰年，仍然存在粮食骚乱，而1957-58年则是遍地严重短缺。”¹⁹ 1956年，禁止屠宰和销售牛以及任何形式的牛肉产品的销售和运输的立法获得通过。²⁰

这是制度化的异教，其目的是人类屈服于自然世界，随之而来的是贫穷、社会落后和人类苦难。这种影响总是被发现为异教的自然结果。与所有其他异教一样，印度教颠覆了上帝创造的秩序和人类在其中的上帝命定地位，因此其本质和影响都是撒旦的。人类本应是地球的主人，反被自然界所奴役，任其自然界肆虐，任其摆布，而不是像上帝希望他做的那样驯服它。

在这样的宗教下，万物皆苦。人在受苦：他们生活在贫困和半饥饿的状态中，因为他没有充分利用和管理可用的资源。为人类的管理而创造的，因此只有在人的管理下才是规范性的自然界，变成了半荒野，无法发挥其全部效力，因为这也取决于人类对其资源的敬虔开发和管理（创2:15）。

异教和基督教的影响对比

无论何时何地，如果人类拒绝根据上帝所启示的圣约律法对地球进行敬虔的统治，结果就是人类的束缚和苦难。当人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并成为地球的主人时，他就使自己成为受造物的仆人，而不是造物主的仆人，从而受到自然界的束缚。因此，人们在一个由慷慨之神创造的富足世界中饿死。这是因为人拒绝生活在上帝和祂的律法之下。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足够的空间和食物供现在或将来生活在其上的所有人使用，只要人类按照上帝启示的话语生产性地和顺从地使用地球。但是堕落的人会脱离上帝自主地生活并死去，而不是侍奉造物主而活。

作为上帝的仆人，人处于特权地位，是上帝对地球的代理人，因此是自然界的主人。作为对上帝的叛逆者，他将自己奴役于他本应统治的世界。罪，即对上帝的反叛，不仅颠覆了人与造物主之间的秩序，也颠覆了人与环境之间的秩序（创3:17-19）。因为上帝与人类所立的约是包罗万象的：它不仅定义了人与上帝的关系，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还定义了人与周围世界的适当关系。因此，破坏并违背圣约，不仅是曲解和破坏人与造物主的关系，也是曲解和破坏人与受造物之间正确的、上帝命定的关系。

当人拒绝他的造物主为掌管的主，反而去崇拜受造秩序的某些方面时，他就不再是上帝对自然世界的合法代理人和主人。人类的治理权变成了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的统治，他的偶像崇拜导致所有人臣服于受造物秩序。因此，罪对人类的影响力及其奴役人类的能力是非常真实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地方普遍存在的悲惨处境和人类苦难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基督教在过去2000年中，特别是自宗教改革以来，胜过了饥饿、疾病、人类的苦难和苦难。同时，暴政²¹和物质奴役被显著的克服。因为基督教恢复了人与上帝的关系，从而恢复了人与受造秩序的正确关系。世界上这种奴役和束缚仍然严重的地区正是基督教影响最小的地区。²² 诚然，基督教信仰给这个被异教和随之而来的苦难和死亡所捆绑的世界带来了自由和释放。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 （约8:36）

自然秩序

人本主义者想要摆脱上帝，但这意味着对人的奴役。绿色运动、动物权利人士等希望自然世界摆脱人类对它的治理和支配，但这意味着人类任由大自然摆布，从而受到自然的捆绑。因此，人的自由和服侍（servitude）不是绝对的，他可以或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人无法摆脱他受造物的局限性，因此永远不可能有那种意义上的完全自由——也就是：他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需要参考创造他的上帝和他所属的被造界，并在其中找到他的真正目的和意义。因此，人面临的问题不是他是否应该一方面选择自由，另一方面选择服侍（servitude）。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服侍（servitude）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实——问题应该是：他应该为谁服务，以及他真正的自由是什么？ 最初的上帝命定的自由是否包含在内？

人本主义者、绿色运动和新纪元人士希望人类摆脱上帝和他的律法，这样他们就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构成了人类的真实本性和在世界上的地位。他们想按照自己的形象和偶像重新创造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但这使他们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被世界捆绑，或被他们所偶像化的世界的那些方面所捆绑。这完全违背了上帝创造的生命秩序和上帝赋予人类的创造使命。人要治理自然并以此侍奉上帝。他真正的自由在于实现上帝为他创造的人生目标，而这只有在他顺服上帝并遵守他的话语时才有可能实现。侍奉永生神是人所能知道的唯一真正的自由。背叛神对人来说意味着捆绑和奴役。

人本主义和所有其他形式的异教，包括绿色运动和新纪元运动等，其目的，是人类被他周围世界的征服——人类相互奴役和被自然元素奴役——从而导致人类和文明的毁灭。因为自然不是规范性（normative）的；这不是上帝命定的自然秩序。如果没有人来治理，大自然是狂野的、未驯服的。大自然不是为了置之不理而创造的，而是为了让人类来管理它。荒野是人类放弃治理这地责任的结果。在荒野中，人无法生存，他必然挨饿。事物的自然秩序，上帝命定的秩序，是让人治理自然，治理这地和动物。他的真正目的以及他的幸福和繁荣只能在顺服那个呼召中找到，因为这是上帝对他的旨意和他对上帝的责任。

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基督徒要宣扬人类生活的道德性和盟约性，并努力发展一种教育哲学、人类学和伦理学，这些教育哲学、人类学和伦理学在所有方面都基于该圣约。到目前为止，绿色运动和生态运动已经发动了一场成功的宣传战。事实上，他们所说的某些内容是正确的，因为人类应该负责任地管理和照顾地球。但潜在的哲学是反神论的、反盟约的，因此是反人类的，因为他的保护自然的意思是自然具有规范性意义。基督徒必须清楚，事实并非如此。人在上帝之下对地的治理是规范性的——也就是上帝规定事物的原始秩序——而不是对它的臣服。臣服于自然对人类来说意味着死亡，随着异教徒的世界观在我们的社会中得到推广和认可，并通过教育系统传递给后代，我们的文明将受到自然成分的捆绑；它在任何意义上都将成为异教，而审判和死亡将是它应得的报偿。

宗教和文明

一种文明的文化显然是其基本宗教预设的产物。文化是外化的宗教。因此，正如亨利·范泰尔 (Henry Van Til) 在他的《加尔文主义文化概念》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文明是由宗教决定的。²³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印度的案例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基于异教宗教世界观的落后文明的例子在更广的世界范围会多的多。²⁴ 相比之下，在西方历史上具有压倒性影响的是基督教。西方文明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理念和影响的产物。

这并不是说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之外对西方没有其他影响因素。尤其是，来自希腊罗马世界的影响帮助塑造了西方文化。但即使是这些影响也没有以其原始形式赤裸裸地出现在西方，而是在整个西方历史上根据基督教信仰对其自身进行了修改和塑造。总的来说，西方文化深受基督教对生命本质和意义的深刻理解的影响。

因此，民主，²⁵ 这个并非基督教的理念，在西方成为一种特殊的、深受基督教原则和理想影响的民主。事实证明，现代西方政府几乎所有将西方民主理想植入非基督教文化的尝试都惨遭失败。西式民主在异教文化根本就崩溃了，因为那里没有基督教的基本理想，即正当法律程序、自由、道德、正义、同情和怜悯等。这些是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文化的特征，对于西方那种稳定的民主制度的存在至关重要。²⁶ 西方民主进程用了1000多年的时间才发展成为现代形式。指望它在尚未从对自然世界的崇拜中解放出来的异教文化中一夜生根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即使是印度，尽管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并在上个世纪从英属印度的文明影响中受益匪浅，但也未能按照西方文化模式进入二十世纪，达到当今西方社会所享有的生活水平。在某些方面它已经倒退了。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盛行的宗教文化。

宗教改革后的西方文明

上述关于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主导影响，自宗教改革以来尤为重要。作为宗教改革的结果，圣经被翻译成新教国家的语言。这导致基督教原则和理念在新教欧洲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宗教改革是西方文化从封建主义向现代文明过渡的重要分水岭。

新教信仰高度重视对信仰的理解，从而将信仰教导给人们。因此，圣经被翻译成当地语言。相比之下，罗马天主教鼓励人们信任教会及其职业神父，并将其作为救赎的途径。理解信仰没有同样的重要性。重要的是弥撒——实际上是一种魔法仪式——和圣徒的功绩等。新教信仰重新强调信心作为恩典管道的圣经原则。 这需要信徒的理解。

这种对个人信仰和理解的强调，与罗马天主教对教会的依赖形成鲜明对比，在教会中，理解信仰被视为神父的职责，而在平信徒中不被鼓励，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新教欧洲在宗教改革后的文化大更新。结果就是生活的理性化。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关于宗教改革后由于新教对使命的独特理解的发展而使经济企业合理化的论文，为我们提供了“这在工作伦理和经济学领域产生的那种变化”的例子。²⁷

在英格兰，从强调教会及其专业祭司职位，转到所有信徒皆祭司的新教原则，随之而来的是所有信徒都必须接受教导并理解他们对上帝的责任以及他们在世界上的呼召作为理所当然的事奉（罗12:1），其结果是国家和社会的转型。人们被劝阻不要沉迷于无知和相信罗马天主教会的迷信和魔法仪式来获得救赎。相反，他们被鼓励去理解信仰，并在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按照这种理解来生活和行为。 司祭主义和圣事主义不再被视为基督教的内容。教会及其角色，乃至本质，都被去掉神话色彩。教导取代了魔法仪式的执行，成为教会在上帝面前的责任和对人民的责任。

因此，对教会角色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罗马天主教的统治下，教会拥抱很多异教的元素，尽管这些元素与罗马天主教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高度融合。在罗马天主教会中，救恩被理解为通过专业祭司的魔法操作来管理教会的非专业成员。新教转向向人传授信仰，以便他们可以作为上帝的子民在世界上肩负起责任，将上帝的话语带入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导致了所有领域的生活和文化的转变。由于基督教信仰与整个生命相关，因此根据上帝的目的对人的呼召和责任的理解被扩展到整个生命。

宗教改革对教育的重视对整个新教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它超越了狭义的“宗教”教育或神学教育的局限，而涵盖了整个生活和社会。此外，世界是上帝的创造，是对祂永能和神性的启示（罗1:20），因此信徒对普遍启示的理解不亚于上帝在圣经中对祂自己的启示。更恰当地说，新教的观点是通过圣经的教导来理解自然界。这样，万有都伏在神话语的权柄和基督的统治之下，为着神的荣耀。

合乎圣经的基督教的复兴，结果是现代西方社会的诞生，一种更新的基督教文明，其特点是学习和科学的发展，²⁸ 探索和全球使命，社会改良等。西方文明的这种转变是由开放人们看法带来的。因他们被召唤使万有都服从上帝的话语，人们以此来看待他们周围的世界、以及他们在其中的地位和责任。新教徒开办的学校和学院甚至挑战了老牌大学的质量和优势，尤其是在应用学习、科学和技术方面，这已在老牌大学中落后多年。新教教育是我们国家从封建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主要因素。

我们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或者至少曾经是基督教文明，而基督教文明只有在教导人们理解基督教信仰及其对整个生活和文化的影响的地方才能生根发芽。基督教文明需要基督教的世界观和生活观，以及在个人和社会层面的整体生活中实践这种世界观。

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在这方面受到了损害，因为它实际上否认所有信徒都是祭司，并将基督教祭司的性质限制在教会和神学领域。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神圣与世俗之间的鲜明对比意味着上帝的话语在生活中的大部分应用被忽视了。世俗召唤不被视为神圣，因此基督教原则在这些领域的主导影响缺失。在学术领域也是如此。例如，哲学尽管算是中世纪教会的领域，但它仍被视为一门受中立理性原则支配的学科。智力被认为本质上是未堕落的，因此没有将所有哲学思想置于上帝话语的权威之下，而是接受了自主的人类理性的思想，自然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主导了该学科。教会对社会的影响当然非常大，但与改革后的欧洲相比，基督教信仰的影响还是有限。因为它的运作范围被视为几乎完全是教会的。基督教文化因此未能正常发展。取而代之的是倒退，然后倒退变成了压迫，随着教会变得越来越腐败，罗马天主教的暴政得到了发展。

只有在宗教改革之后，西方社会才能够发展出更加自洽的基督教文化。随着新教对呼召和救赎的理解，将生命和行为的所有领域都当作照上帝的话语事奉的手段，社会经历了基督教信仰的实际成果，从而在人类生活和行为的整个范围内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改善。改革宗教会对理解和教育的重视，以及对人在世界上的神圣呼召的重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教育的普遍发展也是其结果之一。

当代西方文化

今天，虽然还没有完全放弃，但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基督教作为我们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基础。它在我们的机构中名义上幸存下来，因为传统很难消亡。但作为一种活跃的文化力量，它已经消失了。不幸的是，由于敬虔主义和避世主义在改革宗和福音派教会中的主导影响，以及在较大的新教教派中自由主义的主导影响，教会没有对现代人本主义的世俗化影响提供任何抵抗。 教会的基督教教育实际上已经停止。学校钥匙、存货和水桶（译者注：这三个词在英文中为全盘交出的比喻）已经全盘交给世俗的人本主义国家。例如，除了少数装饰性细节外，英格兰教会学校只是公立学校，在提供的教育中几乎没有明显的基督教哲学或实践。

基督教文明衰落了，世俗人本主义就这样进步了。教会在一个又一个领域缓慢但坚定地向人本主义部落投降：首先它放弃了上帝的主权，然后是历史，然后是道德，现在它正处于放弃信仰本身的边缘，实际上在大多数大的宗派大学已经这样做了——一旦上帝对人的生命的至高无上的管辖权被否认，上述进程就是合乎逻辑的。古老的启蒙运动人本主义本身，以前还至少在口头上支持基督教信仰，现在正在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恶毒和自觉的新异教主义开始主宰我们的文化。今天听到英国国教法令对基督教信仰的唯一有效性表示怀疑并不少见，异教宗教被当作寻求上帝的有效途径等。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发展可以追溯到基督教教育的衰落，在我们的土地上、在各个年级里、在家里、在学校里、在学院和大学里的衰落。

鉴于这一事实，提供基督教教育肯定被视为当今基督教会肩负的主要任务之一，其使命是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太28:19-20）。如果没有特定的基督教哲学和教育实践，就不会有万民做主的门徒。教育在任何文化中都具有核心意义。支撑任何社会盛行教育哲学的宗教原则将决定该社会的世界观。教育对于将一种文明对生命的本质和意义的理解传递给下一代，从而保护该文明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如果不复兴特定的基督教哲学和教育实践，将我们的生活方式传给我们的孩子，基督教文明将在接下来的几代人中在我们的土地上消失。如果不为基于基督教世界观的文化提供教育，就不可能将一种文化基督化。基督教文明需要基督教教育，在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在家庭、教会、学校和大学。

结论

正是通过对我们孩子的教育，我们的世界观才能传给后代，我们的文明也因此得以保存。因此，基督徒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选择：要么他们在敬虔的学习和纪律以及基督教的世界观、盟约性的、以治理为导向的世界观方面教育他们的孩子，从而帮助建立和维护基督教文明，或者他们将他们孩子的教育交给异教徒，异教徒将在不敬虔的学习和纪律以及异教徒的世界观方面教育他们，从而帮助建立异教徒文明，将他们的孩子役于本该由他们被召治理的世界。

再次引用 Rushdoony 的话：“人通过他的生活和行为的整体创造了一种文化；这是他的信仰和生活的可见形式。因此，问题是，他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²⁹ 我们要么用基督教文化教育我们的孩子，要么把他们交给人本主义者作为异教徒进行教育。我们在这件事上的行动将有助于决定和塑造下一代的文化。我们要么根据基督教信仰进行建设，要么摧毁我们祖先建立的基督教文化：“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太12:30）。教育是保存社会文化的最重要因素。 我们文明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孩子的教育。

基督徒的责任是教育他的孩子关于治理的基督教信仰，肩负起人类创造使命，作为上帝在地上的管家和代理人，使全地都服从他、从而服从上帝和他的话语。这需要一种基督教文化和基督教文明的建设，而这反过来又需要一种基督教的、盟约性的、以治理为导向的教育哲学和实践。

1. 最近英国的一个教育当局允许在公立小学放置一本书，该书提倡同性恋生活方式是一种道德上可接受的家庭生活形式，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2. Evan John Jones 和 Doreen Valiente，巫术，一种更新的传统(伦敦：罗伯特黑尔出版社，1990年)，p. 11. ↩︎
3. 同上. ↩︎
4. 同上. ↩︎
5. 同上 p. 10. ↩︎
6. 同上. ↩︎
7. 同上. ↩︎
8. 同上，第12页. ↩︎
9. 参见G. North, 邪灵：神秘主义和新纪元人本主义 (Ft. Worth, Texas: Dominion Press, 1986). ↩︎
10. Julian Henriques 和 William Anderson，“绿精灵：生命力的重现——地球之父”，载于世界杂志（1990 年 11 月），第 1 期。 43，页。 25. ↩︎
11. 同上, p. 26. ↩︎
12. 同上, p. 32. ↩︎
13. 这里的“自然”一词仅指自然界，而不是那些受伦理支配的人类事务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只是上帝造物的另一种说法。然而，这个词被人本主义者和异教徒用来表示一个有智慧的实体。因此，新纪元和绿色运动使古代普遍存在的万物有灵的观念复活了。事实上，这是他们立场的自然结果。对于异教徒来说，自然是一位活着的神，而世界和其中的万物都是这位神的各个方面。这种自然观是泛神论和万物有灵论的，甚至在“科学”西方也有越来越多的追随者，正如神秘学和新纪元运动所证明的那样。对于基督徒来说，这种对自然的概念是偶像崇拜。自然，或自然世界，是人类治理的舞台，其本身不是神。因此，对于基督徒来说，自然律只是指上帝用来管理自然世界的那些次要原因，上帝的自然律。自然律与伦理律相反，伦理律管理人的生活，人作为道德性的被造物，在思考或者行事方面向上帝负责。 ↩︎
14. P. T. Baner，《印度经济政策与发展》（伦敦：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61年）第23-25页。 ↩︎
15. 同上，p. 23. ↩︎
16. 奇尔顿 David Chilton, 《内疚操纵者时代的富有成效的基督徒》（德克萨斯州泰勒：基督教经济学研究所1985年第三版），p.119. ↩︎
17. 同上. ↩︎
18. P. T. Bauer, op. cit., p. 67. ↩︎
19. 同上. ↩︎
20. 同上, p. 23f. ↩︎
21. 在这种暴政抬头的欧洲，它一直是意识形态的共犯，这些意识形态自觉地拒绝了基督教，例如马克思主义，在纳粹的状况下，甚至是自觉地回归神秘异教。 ↩︎
22. 我这里没有把罗马天主教包括在基督教这个词中。很明显，今天的罗马天主教会实质是非三位一体的，是融合主义的。事实上，在罗马天主教盛行的许多地方，当地人只是简单地将罗马天主教的上帝添加到他们的偶像万神殿中。因此，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罗马天主教和原始的万物有灵论的崇拜并存，并在当地人中平等地实行。在某些情况下，罗马天主教会甚至没有试图根除偶像崇拜，只是简单地提供了随行就市的、改造过的基督教符号，作为偶像的替代或补充。结果是类似于亚伦向以色列人展示金牛犊作为他们的上帝的代表。通过这种方式，罗马天主教会证明自己本质上是异教。因此，那些受到基督教影响的文化所经历的社会改善的独特效果大大超过罗马天主教是主要宗教影响的地方。即使是罗马天主教传统上强大的西欧国家，在总体社会和经济进步方面也落后于新教邻国。 ↩︎
23. Henry Van Til，《加尔文主义的文化概念》（密歇根州大急流城：Baker Book House，1959 年），p. 8. ↩︎
24. 参见 Stanley L. Jaki，《科学与创造：从永恒的奥伊尔斯到振荡的宇宙》（爱丁堡：苏格兰学术出版社）。 Jaki 证明，由于普遍的宗教观点认为时间在自然界中是循环的，因此在所有古代异教文化中，科学要么不存在，要么死于非命。相比之下，西方世界的科学起源于基督教文化母体，受圣经线性时间观的影响，从而为发展提供了概念基础。 ↩︎
25.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英国议会制度并不是在希腊思想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早期的希腊民主和英国议会政府之间没有真正的可比性。英国议会制度发展了数百年，直到17世纪才形成公认的形式，这是在清教徒思想的压倒性影响下发生的，清教徒思想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圣经的先例。民选代表政府参照以色列统治者和新约教会长老的选举得到批准。因此，至少在英国，以及政治和法律根源于英国的美国，议会制政府是在犹太教-基督教理想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
26. 西方现在放弃这些基督教理念达到一种程度，意味着西方民主以目前的形式存在是不确定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
27.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乔治·艾伦和昂温，1930）。 ↩︎
28. 许多人错误地将科学的发展归功于文艺复兴。弗朗西斯耶茨表明，文艺复兴的特点不是现代科学的诞生，而是古代神秘“科学”的复兴。卡巴拉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伟大迷信，因此他们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不如说是神秘主义者。文艺复兴复兴的不是古希腊科学——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微不足道的（见Jaki，同前）——而是古代异教的神秘主义（见耶茨（Frances A. Yates），《乔丹诺·布鲁诺 (Giordano Bruno) 与封闭传统》[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64) 1991]，《伊丽莎白时代的神秘哲学》 [Routledge 和 Kegan Paul，1979，方舟版 1983]）。 ↩︎
29. 拉什杜尼（R. J. Rushdoony），《今日加尔文主义》中的“加尔文主义与文化”，卷1，No. 1（1991年1月），p.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