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国家、家庭、教育和商业 Sphere Sovereignty, Abraham Kuyper, Published by by Monergism Books 2024
简介
负责管理这所学校的人分配给我这个荣誉，让我向权威人士和民众介绍他们的高等教育学校1。在此过程中，我恳请大家给我慷慨的善意倾听和宽容评判。如果您考虑到我既不是要发表就职演说，也不是要发表校长讲话，而是因为我被禁止呆在安静的科研场所藏身，我担任的任务的性质迫使我进入公共生活这个危险的领域，在这里，所有树篱上的荨麻和荆棘每走一步都会伤人。事实上，我们无法隐瞒，也不会有人掩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并不是被催逼担任此事的，而是像梅塞纳斯（Maecenases2）那样，因为热爱抽象的科学；促使我们去做这种冒险甚至冒失的尝试的，如果不是一种妄自尊大（presumptuous endeavor），那就是根深蒂固的责任感。这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主的名，我们必须完成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是因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和土地具有崇高而神圣的重要性。因此，我们的行动毫无独创性（ingenious）；在有利和不利的谣言中，我们过去期待着这个学校的成立，现在参加学校的开学典礼，我们完全相信，这些与我们个人利益没有任何关系，而完全是出于公众的意愿，他们认为荷兰正在经历一场可能在国家未来留下痕迹的事件。因为，如果存在一个更高的标准能够让我们默许（acquiesce）现状，那我们为什么要开始这项任务呢？最温和地说，我们的开展的事业意味着对当前环境的抗议，也意味着有更好的可用；因为有一种设想出来的假象（the semblance of presumption）紧紧的伴随，这种想法甚至会引起一定的尴尬和羞怯。这可能会引起冒犯；这可能会伤害；因此，我急于向你们保证，（无论我们面对的是学识、影响力和金钱的强大力量，还是谦卑地考虑我们自己的重要性和渺小），我们的言语中没有傲慢自大，只有默默的谦卑。我们本应该宁愿留在幕后；看到别人带头会更舒服。然而，既然这不可能，既然我们必须行动，我们就走到了最前线；这并非等同于人的好恶，而是完全按照上帝荣耀标准的要求来安排我们的作为。
大家等我讲给你们，我们即将介绍的这所学校，将在荷兰的生活中取得什么成就；这所学校用长矛挥舞着自由之帽3（the liberty cap）的原因；它如此专注地研究改革宗书籍的原因。请允许我把答案与这些问题联系起来。这是三个由“领域主权（Sphere Sovereignty）”这一概念引发的问题。我会指出“领域主权”是我们学校的标志，就其
- 在国家层面的意义；
- 在科学目的上意义；
- 和在改革宗的品性上而言。
“领域主权”在国家层面的意义
那么，我演讲的第一部分将介绍我们学校在国家层面上意义。我们的国家生活在这个可怕的世纪中，在危机中挣扎，这个危机是所有相关国家共同经历到的，是在所有有反思的人性（reflective humanity4）中遍布的危机。每一次危机都会影响到生活，病患的经历所带来的，不是青春的更新，就是死亡的解体。现在我要问，什么是这里受到了影响的生活？这场危机对我们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谁会重复以前的答案，好像这场斗争与进步（progress）或保守（preservation）有关；与片面性（one-sidedness）或多样性（versatility）有关；与理想（ideal）或现实（reality）有关；与富裕（rich）或贫穷（poor）有关？这些诊断的不足、不相称、肤浅都太明显了。“教士（Clerical）”和“自由派（liberal）”于是成为标签口号，好像这是一个滥用或净化属灵影响的问题。最后，这块屏障也被轻蔑地推翻。从中心向不断扩大的圆圈，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一认识最初只有我们这个世纪的领导的先知们才能理解——在当今世界危机中，我们关心的不是细微差别、不是利益、也不是正义，而是一位活生生的人，他曾誓言自己是王，因为僭越君主权力（Sovereign King-pretension），他在各各他的十字架上献出了生命。
“拿撒勒人是我们的神圣鼓舞者，是振奋人心的理想，是虔诚的灵性天才！”——这一直是人们坚定不移的呼声。然而，历史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样的赞美与拿撒勒人自身的宣告相悖。他以平静而清晰的神人意识（godman consciousness）宣称自己为弥赛亚，被膏立为万王之王，并“掌管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他不是单纯的信仰英雄，也不是殉道者，而是犹太人的王——主权（Sovereignty）的承载者。这一身份，被刻在他的十字架上，作为一项致命的指控，使他被判处死刑。正是这份主权（Sovereignty），使玛利亚所生的这位的权柄成为焦点，无论其是否存在，都如同前三个世纪那样，使思想的潮流震荡不安，使统治的秩序充满挑战，并牵动着各国的命运。“犹太人的王”——这是所有国家要么以“阿们”回应的救赎真理，要么极力反对的根本谎言。这便是主权之争，它曾在拿撒勒人的鲜血中显现，如今再度撕裂我们的精神世界、人类社会与民族的存在。由于玛利亚所生之人的力量存在或不存在，现在思考的精神、统治的力量和参与的国家与头三个世纪一样动荡不安。犹太人之王，是万国都用“阿门”来回应的拯救真理，或者说，是万民都应该反对的主要谎言，这就是主权（Sovereignty）问题，就像它曾经在拿撒勒人的鲜血中出现一样，它再次撕裂了我们的精神世界、人类世界和国家存在。
什么是主权（Sovereignty）？当我将它描述为：这是一种权威，它有权利和义务行使权力粉碎一切违背其意愿的抵抗，并报复这种抵抗。您不同意我的说法吗？您身上难道没有根深蒂固的国家意识吗？即原始的、绝对的主权不能寄托在任何受造物身上，而必须合乎上帝的威严？如果你相信他是万物的规划者（Planner）和创造者（Creator），是万物的建立者（Establisher）和决定者（Determiner），你的灵魂也必须宣告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唯一和绝对的君王（Sovereign）。但前提是，我要强调的是，人们也承认这位崇高的君王（Sovereign）将他的权威委托给了人类，并且确实委托给了人类；因此，在地球上，人们实际上不会在可见的事物中见到上帝，但主权总是通过由人担任的职务来行使。
在将上帝的主权赋予人类所担任的职务时，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种权力是如何授予的？上帝无所不包的主权是否被授予给一个人？还是地上的君主只拥有在有限范围内强迫人服从的权力？这个范围和其他范围接壤，而在另一个范围内，有另一个君王？
这个问题的答案会有所不同，取决于一个人是在启示的范围（the sphere of Revelation）之内还是之外。
因为自古以来，那些在思想世界中没有特殊启示空间的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直是：“只要可行（Insofar as feasible），不分裂，但渗透到所有领域。（insofar as feasible undivided, but penetrating all circles）”“只要可行”，因为上帝对天上（that which is above）的统治超出了人类的范围；他对自然（nature）的统治超出了人类的力量；他对命运（destiny）的统治超出了人类的处置范围。但对于其余部分，是的，没有“领域主权（Sphere Sovereignty）”，国家无限的统治；处理个人和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权利、他们的良知，甚至他们的信仰。由于当时有很多神，vis unita fortior（团结的力量更强大），一个无限的国家比众神分裂的力量更宏伟、更威严。正因为如此，以凯撒为代表的国家本身就成了上帝。这个神国不能容忍除了凯撒之外的任何其他神。因此产生了对世界统治的热情。神圣的奥古斯都（Divus Augustus）！以凯撒主义作为崇拜仪式。一个极其罪恶的想法，直到十八个世纪后才被分析研究的想法，也适用于有思想的头脑，在（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国家体系中，国家是“当前的上帝”（den gegenwärtigen Gott）。
另一方面，“不是只要可行，而是绝对意义上的，这种主权将被完整无缺地授予！”这是耶和华通过弥赛亚预言的解释者向以色列宣告的。而那个人间弥赛亚出现了，他拥有天上（heaven）的权力；拥有控制自然（nature）的力量；拥有控制所有人（people）的权力；拥有控制所有人内在（in people）的权力，拥有控制良心和信仰的力量；当他要求服从时，甚至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纽带也必须让步。这就是绝对的主权（absolute Sovereignty）；统治所有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所有属灵和物质的东西；一切都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不是众多王国中的一个，而是一个绝对的王国。“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5“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6“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7这就是弥赛亚的统治权，先知曾经预言过8；拿撒勒人宣称过；他最初在行神迹时也展示了这一点；他的使徒也描述了这一点，基督教会也根据使徒的权威承认这一点，不分裂，但被委托9；或者更确切地说，最终会归还。因为一旦这种完美的和谐被打破，统治权就会从弥赛亚转移到上帝自己身上，而上帝将成为“万物之主”。
但现在请看那光荣的自由理念！无罪的弥赛亚的完美和绝对主权（Sovereignty）同时包含对有罪的人类在地上的一切绝对主权的否认和挑战；因为生活分为不同的领域，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主权。
我们的人类生活，有可见的物质前景和不可见的精神背景，显然既不简单也不统一，而是一个无限结构的有机体。它的结构如此复杂，以至于个体只能存在于群体中，而整体（the whole）也只能在群体中展现自己。人们可以将这个伟大工具的各个部分比作轮子，它们由弹簧驱动，绕着自己的轴转动，或者称它们为领域（sphere），每个领域都充满了自己令人兴奋的生命精神——名字或数字并不重要，只要人们承认，就像天空中的星座一样无数，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圈子，它们的圆周以一个特定原则为中心，以一个固定的半径画出；使徒们说“各人按着自己的次序”（哥林多前书 15:23）。正如人们谈论“道德世界”、“科学世界”、“商业世界”和“艺术世界”一样，人们也可以更有理有据地谈论“道德的圈子”、“家庭的圈子”、“社会生活的圈子”，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领域，并且每个圈子都构成了自己的领域，并在该领域内拥有自己的主权。
因此，存在着自然的领域，其中君主根据既定的法则对物质施加权力。但也有个人、家庭、科学、社会和教会生活的领域；每个领域都遵循自己的生活法则，每个领域都受自己的头脑支配。存在着思想的领域，其中除了逻辑法则之外，没有其他法则可以占主导地位。存在着良知的领域，其中除了圣者之外，没有人可以行使主权。最后，存在着信仰的领域，在其范围内只有个人才是主权者，并通过信仰奉献自己的全部身心。
现在，在所有这些领域或圈子中，齿轮相互啮合，正是由于这些领域的相互作用，才出现了丰富多彩、多面、多种形式的人类生活；但在这种生活中，也存在着一个领域可能侵犯相邻领域的危险；从而导致一个齿轮突然跳动，齿轮一个接一个地断裂，干扰整个进程。因此，国家权力中存在一个特殊的权力领域，它必须为这些不同的领域提供适当的互动，只要它们出现在可见的领域中，并将它们保持在正义的范围内；而且，由于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可能会受到他所生活的群体的压制，它必须保护个人免受其领域的控制。正如圣经所言，君主“国位是靠公义坚立”10，而没有公义，王位就会倒下并自我毁灭。因此，国家主权作为保护个人和决定可见生活领域相互正义关系的权力，因为它有权命令和强制，它远远高于所有这些领域。但它并不存在于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那里有另一种权威统治，这种权威本身不费吹灰之力，来自上帝，它不是授予（confer）而是承认（acknowledges）。即使在定义与这些领域的相互关系有关的正义时，这个国家主权者也不能以自己的意志或选择为标准，而是受更高意志选择的约束，正如这些领域的性质和存在理由所表达的那样。他必须让轮子按照它们注定要转动的方式转动。不是为了压迫生命，也不是为了束缚自由，而是为了使每个领域都能自由地行使生命，这难道不是每个高尚的国家主权者所追求的理想吗？
因此，这两种信条是截然相反的。
那些生活源自启示领域（并始终生活在这一领域中）的人理所当然地承认，一切主权都在于上帝，因此，一切主权都只能源于上帝；上帝的这一主权已被赋予了人——弥赛亚，具有绝对的意义，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人类的自由在这位受膏为主权的人子的手中是安全的，因为，与国家一样，其他每一个生活领域都知道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力源于上帝，即，它拥有领域主权。
另一方面，那些没有认识到这种特殊的启示领域的现实并因此否认它的人坚持认为主权问题和信仰问题之间必须有绝对的分离；因此，他们断言，除了国家主权之外，任何主权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们热情地提倡在最高国家中体现最纯粹意义上的主权思想；相应地，他们不能赋予其他生活领域比国家允许或授予的更慷慨的自由。
我把这些声明称为关于主权的信条（Credos about Sovereignty）；是生活信念，而不是体系，因为将它们分开的深渊不在于不同的思维方式，而在于对生活的事实的承认或否定。对于我们这些从启示中得到生活的人来说，弥赛亚活着，基督统治着，作为主权者，他比你们坐在这里更实际地坐在上帝权力的宝座上。相反，不承认这一点的人必须反驳它，认为它是一种令人讨厌的自欺欺人，阻碍了人民的发展；一种致命的教条；一种毫无意义的幻想！因此，它们是截然相反的信仰，它们确实一次又一次地被一系列混合系统所掩盖；混合物这多一点，那少一点，或者两者等量。但是，作为这种灰白肤色的基本色调所源于的主要信条，它们总是在关键时刻愤怒地打破这种无原则的游戏，并抬起面罩准备抵抗和战斗，因为只有这两个巨大的对立面才能从根本上撕裂生活，因此，当一个人扰乱他人的生活时，他值得冒着生命危险。
“领域主权”（Sphere Sovereignty）保卫自己并对抗“国家主权”（State Sovereignty）——这就是在宣告弥赛亚主权之前世界历史的进程，因为伯利恒的王室之子确实用他的盾牌盖住了那个“领域主权”（Sphere Sovereignty），但他并没有创造它。它自古以来就存在。它是创造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生活的计划中；它在国家主权出现之前就存在了。但后来国家主权怀疑领域主权是它的永久对手，并且在那些领域内，抵抗的力量因违反自己的生活规则，即因罪恶而消散。因此，古代历史向我们展示了所有民族中可耻的景象：在坚持不懈、有时是英勇的斗争之后，一个人自己领域的自由消亡了，而国家权力，变成了凯撒主义，占了上风。苏格拉底饮下毒酒，布鲁图（Brutus）将匕首刺入凯撒的心脏，彼拉多将加利利人的血与他们的祭品混合在一起，所有这些都是自由有机生命的狂野、英雄的爆发，最终在凯撒主义的铁拳下崩溃。当古代时代结束时，不再有自由；没有国家；没有领域。一切都变成了一个领域，一个主权国家统治下的世界帝国。只有陶醉于令人丧失男子气概的富裕，才能帮助沉溺于耻辱中的人类从心中消除这种耻辱的罪恶。
正是拿撒勒人耶稣，凭借超越人类的力量，信心的力量，在铁环中的“同类（all of one kind）”中再次创造了一个自由的领域，并在该领域内创造了一个自由的主权。上帝在心中，与上帝合一，他自己就是上帝，他抵抗凯撒，打破铁门，并将信仰的主权确立为所有领域主权的基础。法利赛人和门徒都不明白这一点，除了拯救选民。他的“成了”还包括解放世界，一个自由的世界。但耶稣揭示了这一点。因此，Basileus（君王）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以君王的身份出现。他与入侵的“这个世界的王子”争夺统治那个世界的权力，作为它的君王。他的追随者们几乎没有形成自己的领域，就与国家主权（State Sovereignty）发生了冲突。他们屈服了（succumbed）。他们的血流成河。但是，耶稣信仰的至高无上的原则不会被他们的鲜血洗去。Deus Christus 或 Divus Augustus（基督是上帝或奥古斯都是神圣的）将成为决定世界命运的口号。基督胜利了，凯撒被推翻了，所有被解放的国家再次出现，拥有自己的国王，在这些国王的统治下拥有自己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拥有自己的自由。那是那个荣耀生活的开始，被骑士的荣誉加冕，在日益丰富的行会、秩序和自由交流的组织中，展现出领域主权的所有能量和荣耀。
在我们亲爱的祖国，这一点比在其他地方更明显。似乎土地被划分为圩田（低洼农田）领域，团结起来可以捍卫领域主权，对抗国家主权。当苏特（Souter）歌曲（诗篇歌曲）的歌手和（非法）篱笆（或野外）布道11的领袖与国家主权发生冲突时，菲利普（西班牙国王三世）就经历过这种情况。在下一个世纪，斯图亚特王朝（Stuarts 英国王朝）和波旁王朝（Bourbons 法国王朝）时期。也有这种经历，我们伟大的海军英雄米歇尔·阿德里安松 （Michiel Adriaenszoon）德·鲁伊特（De Ruyter）在各个海域抵抗查理（西班牙国王二世）和路易（法国国王十四）的保皇主义，并在所有海岸上摧毁了这种保皇主义。“除了上帝之外，我就是这艘船的船长！”这句话表达了激励他和我们整个海军英雄阵营（海上丐帮 the Sea Beggars）的不可磨灭的自由感，并用海员的语言在所有海域宣布了“我自己领域的主权”这一法律术语。
但不幸的是，不到一个世纪，我们的国家就衰落了；荷兰陷入了罪恶；欧洲大陆上剩下的最后一道强大的自由堡垒也随着我们的共和国而崩塌。因此，保皇主义（royalism）的潮流愈演愈烈。它开始践踏土地，践踏人民，折磨国家，直到最后在最易燃的国家中，复仇之火被点燃，激情四射，而主要革命夺走了君主（the Sovereign）的王冠，将王冠加冕于主权人民（sovereign people）身上。一个可怕的事件，源于对自由的渴望，也源于对弥赛亚的仇恨，这只会增加对自由的骚扰！因为那一天投票的君主（Sovereign），通过投票箱，不由自主地将自己或明天置于绝对监护（guardianship）之下；首先是雅各宾派（Jacobins），然后是拿破仑·凯撒，这个有吸引力的国家理想在法国迅速实现；最终被德国哲学家们宣扬为正义和“vernunftmässig”（理性）。
因此，自由再次蒙羞，一个主权国家再次威胁要吞并所有其他主权国家。当时是什么拯救了局面？不，不是维也纳会议的复辟精神。不是对 [卡尔·路德维希] 冯·哈勒（Von Haller）和 [约瑟夫]德·迈斯特（De Maistre）的君主崇拜。不是历史学派，它用生理学观点扼杀了每一项更高的原则。也不是伪宪法制度及其“roi fainéant”（无所作为的国王，即名义上的君主）和暴政派系。是弥赛亚，坐在上帝右手边的君主，通过最奇妙的复兴（加尔文主义的复兴，或 19 世纪早期的觉醒）再次唤醒了这些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再次传播了恩典、祈祷和信仰的精神。因为这样，又出现了一个完全属于它自己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们崇拜的不是世俗权力，而是君王（Sovereign）。一个与灵魂打交道的领域；一个实践仁慈的领域；一个激励国家“不是作为政治家，而是作为福音告白者”的领域。不是通过政治操纵，而是通过道德力量，在灵魂中诞生了国家的希望；因此，在我们祖国，向弥赛亚致敬的那部分人民，即 pars Christiana（基督教派），也成为一个民族政党，不是有意为之，不是为了统治，而是为了服侍。不是一个派别，即一个精心策划的团体；不是一个派别，即一个分裂出来的部分；而是一个人民政党，即人民的一部分，根据 in partes dilabi，“分成几部分”，构成整体。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如果可能的话，通过暂时分裂整体，光荣的人民团结可以再次受到鼓舞，去寻求更高的理想。威廉·比尔德戴克（Willem Bilderdijk）12用他的歌声之斧连根拔起人民主权（the People’s Sovereignty），勾勒出这个领域的轮廓；伊萨克·达科斯塔（Isaac Da Costa）13用他的赞美弥赛亚主权的赞歌唱响了基调；最后，纪尧姆·格罗恩·范·普林斯特勒（Guillaume Groen van Prinsterer）14用雄辩的公式“领域主权”写下了宪法信条。凭借上帝所赐予的这一原则，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跪下搏斗，寻找那些迷失的人，和以“灵魂的激情”进行福音传播。为了遵循这一原则，一个又一个的机构作为仁慈之家而出现，以装饰我们的遗产。为了这一原则，人们被辱骂，休息被放弃，黄金被献在祭坛上。它被热情地传给人民；在宝座前祈祷；它的事业在法庭上辩护。“领域主权，在耶稣的主权至高无上之下！”这就是将这个兄弟领域团结在一起的原因，尽管其他事情可能会将他们分开。因此，不懈的努力磨练了我们微薄的力量；逆流而上的划船激发了我们的勇气；压力之下的充沛，使压缩的弹簧毫无例外地回缩。因此，我们的自发性逐渐超越了我们的同胞，我们谦虚地承认他们在许多其他方面的优势。
因此，我们为主权的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而斗争。国家级议会或国会应与政府并列，而不是在政府内或下属。因此，我们坚持的不是威慑理论，而是上帝对那些敢于流人血的人的主权报复（sovereign vengeance）。因此，我们抗议对我们的孩子进行强制接种（vaccination）。因此，我们预言了教会的解放。因此，最后，我们的斗争集中在公立学校上，当时在那种学校里，良心的主权、家庭领域的主权、教学（pedagogical）领域的主权和属灵领域的主权受到了威胁。因为一种原则，种瓜得瓜，直到它的所有芽孢在科学有序的连贯中萌发芽，它才会停止；而一个支持这种原则的国家政党，在从信仰的根源上培育出科学的果实之前，不会停止；因为这种包罗万象的科学只能在具有大学抱负的学校中培养——它必须到来；它必须带着逻辑的一致性，在内在驱动力的推动下，走向今天已成为现实，即启动这艘确实小而不适合航海的船只，但它是在耶稣为王的主权下蒙特许的，希望在所有学习的港湾展示其旗帜“领域主权（Sphere Sovereignty）”。
领域主权的科学目的
“领域主权”（Sphere Sovereignty）也应被视为我们科学目标的象征。我也将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点。不是抽象的枯燥学术，而是持定原则、深刻的洞察力和清晰的判断力。总之，这些是圣洁的智力，作为对限制我们人类生活自由的霸权的抵抗力量。不要忘记，每一个国家权力都倾向于怀疑自由。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离不开国家领域而运作，因为好比空间（space）不能限制空间，从可见的意义上讲，一个领域（sphere）也不能限制另一个领域，除非国家通过法律限制自身的边界。国家是将我们的人类生活包围在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中的领域，因此（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所有领域的利益）它试图加强自己的力量，并用那伸出的手臂反对并试图打破这些领域的扩张的每一个愿望。即使是现在，也要观察时代的迹象。西奥多·蒙森（Theodor Mommsen）所展现的恺撒的形象有力地表明，回归恺撒所划定的帝国主义路线将成为本世纪政治家智慧的指引吗？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你眼中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物吗？他就是那个在色当（Sedan）遭受了无法言喻的深深屈辱的人（法国拿破仑三世）吗？热爱自由还是专制，你对这位在法国首都取代色当人影响人民的人民保民官（the people’s tribune）的印象是什么？
这既是一种纪律的手段，也是一剂治愈软弱和懦弱民族的良药——正是由于这些民族道德韧性（moral resilience）的衰退，才使得侵犯其自由的行为成为可能。国家，恰恰是尘世间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国家之上，并不存在一种更高的世俗力量，能够强迫君主执行正义。因此，无论是出于卑劣的权力欲望，还是基于对公共利益的高尚关怀，每个国家最终都会在自身承受范围内，以铁箍紧紧收束其统治，如同木桶的木条在张力作用下被牢牢箍紧。归根结底，这一切取决于社会各个领域本身——它们究竟是在自由的空气中繁荣生长，还是在国家的枷锁下痛苦呻吟。如果它们拥有坚韧的道德力量（moral resilience），就不会被强制奴役，更不会允许自己被套上枷锁。但奴性一旦被束缚（shackled），就连抱怨的权利也丧失了。而这正是症结所在——生活领域中的罪恶，对自由的威胁，与国家权力在边界上的扩张同样深重。当人试图用铁箍固定木桶时，往往会在木条内侧点燃火焰，而这火焰的热力使木条收缩得比外部铁锤的敲击更剧烈。我们的自由亦是如此。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激情的火焰燃烧，罪恶的火花四处跳跃，腐蚀着道德活力，削弱着社会各领域的韧性，最终使最坚固的支柱也逐渐萎缩。因此，在每一次成功的自由侵蚀中，国家只是一个帮凶；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些忘记自身责任、缺乏个人主动性的公民。他们在罪恶和感官享乐的生活中消磨了道德意志，从而让自由逐步瓦解。在一个核心健全、社会领域充满活力的民族中，国家若想剥夺正义，必定会遭遇人民在上帝之下的强烈道德抗争。然而，当纪律衰微、富裕导致堕落、罪恶变得无所顾忌时，理论便开始扭曲一切，使软弱者愈发虚弱，让独裁者有机可乘——就如同拿破仑能轻易粉碎一个正在腐烂的社会。倘若上帝没有一次次向这些失去生机的社会领域注入新的活力，即便是通过痛苦与挫折的方式，使堕落的个体重新焕发动力（正如某种新哲学所言，让原子化的个人变为充满能量的引擎），那么社会的最后防线早已崩溃，自由的唯一遗迹，也只会是其自身坟墓上那行将熄灭的残烛。
在上帝赐予较开明的民族以维护其自由的防御手段中，我们也发现了科学或学问。在圣灵的诠释者中，大数的使徒保罗是受过科学训练的人，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刻画的自由不是来自沉思的约翰，也不是来自务实的雅各，而是来自保罗的宝库。我意识到学问也可能背叛自由，而且确实不止一次背叛了自由，但原因是丢弃了神圣的使命，而不是因为其神圣的使命。上帝以它的真实形式将它作为光明天使送给我们。因为，难道不是缺乏清晰的意识剥夺了疯子、白痴和醉鬼的人性吗？而不仅要清晰地意识到自我，还要意识到自我之外的东西，这难道不是科学的本质吗？上帝的思维是否关乎他为我们、关于我们和在我们里面（for, about, and in us）的思想？生命意识不只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各个时代的人类！能够思考存在的事物，从而在我们的理解中总结出我们意识中反映的东西，是上帝对我们人类存在的仁慈安排。拥有智慧是我们存在的神圣特质。事实上，智慧和科学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事物的进程通常不是按照现实，而是按照人类对现实的想象。谁会说想法不重要？这些想法塑造了舆论；这些意见形成了正义感；根据这种正义感，精神生活的潮流被解冻或凝结。因此，一个期望自己的原则发挥影响力的人不能继续漂浮在感觉的氛围中；不会凭幻想前进；事实上，他的信仰告白只到达了中途；并且，只有当他在思想世界中也获得了权力，并且能够将他的内心冲动“Deus in nobis” （上帝在我们里面）从他所感觉到的转移到他所知道的事物中时，他才能获得公众的支持。
前提是，我坚持认为，这门科学仍然“在其自身领域中享有主权”，并且不会在国家或教会的监护下退化。
科学也创造了它自己的生活领域（life sphere），真理在其中至高无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忍违反其生活法则。这样做不仅会羞辱科学，而且在上帝面前也是罪孽。我们的意识就像我们内心的一面镜子，其中反映出三个世界的形象（images）：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自身的世界和看不见的属灵世界。理性要求：
- 1）允许每个世界根据自己的性质（即观察和感知）反映这些形象；
- 2）用清晰的眼睛捕捉反射，即，观察那些形象，直到我们理解它们；
- 3）对我们的眼睛所捕捉到的东西进行和谐的总结，即理解我们所看到的连贯性，认为它们是必要的和美丽的。
因此，不是沉思，而是反思（reflection）。科学产生智慧。从生命到生命，最终崇拜唯一智慧的上帝！
巴鲁克·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掌握了科学在其领域内的主权，因此，从道德标准来看，我们对斯宾诺莎性格的钦佩与我们对平淡无奇的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的不满一样强烈。就斯宾诺莎而言，器官和感知都有缺陷，因此他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但事实上，他看到了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并坚定地拒绝以自己的名义违反科学在其领域内的主权，这对于一个真正的改革宗人士来说无可指责，但他认为这远胜于摇摆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诱惑了许多人，他们知道斯宾诺莎所不知道的事情；同意非原则性的妥协。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耶稣基督的教会绝不能将其至高无上的权力强加于科学。教会冒着遭受科学迫害的风险，必须敦促科学永远不要成为奴隶，而应在自己的领域内保持应有的主权，并依靠上帝的恩典生活。确实存在一种邪恶的危险，即有些人会堕落为骄傲的魔鬼，并会诱使科学将超出其范围的东西据为己有。然而，攀登高耸的尖塔时，必然面临严重坠落的危险，而且，我们所说的国家暴政也适用于科学暴政；除非教会在精神上衰落，否则它就不会出现在这里；而且，当教会的精神觉醒时，它将敦促科学（以上帝的名义惩罚它）回到它自己的精确界限。
国家的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但大致如此。因为在科学领域也是并非完全如此，当科学在学校中呈现为可见的有机体时，国家仍然是绝对的主要策划人，被赋予了定义其合法领域的权力。但是，即使是国家权力，在跨越边界进入科学领域之前，也会有差别地松开鞋带，放弃在那个领域不合适的主权。科学是国家的仆人，例如吉伯林派（Ghibellines）与圭尔夫派（Guelphs）（11 世纪末和 12 世纪初意大利北部的敌对派别）的较量；法国的官僚机构被滥用来统治人民；德国的反动派试图利用哥廷根（Göttingen）的耻辱来为自己谋利；这是被滥用的一种自我贬低（self-debasement），它丧失了对道德影响的一切合法要求。但是，尽管国家像在我们的政府圈子里一样，受到更高尚的天性的鼓舞，尽管科学像在我们国家一样，太骄傲了，不能屈从，但科学只有在大学生活中重新立足于自己的根基，并成长为自己的独立生命，超越国家监护的情况下，才会繁荣兴旺。因此，以色列的先知学校和耶路撒冷的 Chokhmah学校独立地屹立在国家中心。因此，古希腊哲学家和他们在罗马的模仿者的学校也独立地屹立起来。因此，第一批基督教学者的学校也独立地出现了。博洛尼亚和巴黎的古代大学也同样独立。它们不是塑造一个国家干部队伍来灌输知识，而是知识在生活中体现出来，并在生活中创造了自己的形象。正是这种独立的形象，使大学能够积极投身于宗教改革的解放运动，直至上个世纪末，新式大学甘于成为国家的附属机构（branch of the State），这一独立的群体才被重新定义为“国家的一个分支”。
这并非源于个人的武断决定，而是由于形势所迫，以及各国活力的衰退（innervation）。如今要求国家突然放弃对大学的掌控，几乎近乎荒谬。当前，大众对科学的兴趣过于冷淡，富人缺乏足够的慷慨支持，而大学毕业生群体也缺乏足够的活力来推动这一变革。因此，目前国家仍需继续提供支持，但我们坚持，必须朝着解放的方向努力，让科学重新将“领域主权”作为其理想追求。
那么，我们的学校敢于迈出第一步，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这难道不科学吗？在国立大学，公平的天平被如此多的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金钱为给予者创造了权力，也为接受者创造了权力。因此，艺术（音乐除外）永远无法永久地提升人民的自由，因为他们需要金钱。谁能衡量由于这些国家资金，像Johan Rudolph Thorbecke、Willem Albert Scholten 或 Cornelius Willem Opzoomer 这样的任命对我们国家命运和科学进程的影响？哪里有精神标准可以指导国家做出对更高、最关键的科学的有影响力的选择？此外，强迫犹太人和罗马天主教徒为神学院捐款，而该学院实际上是新教的，也必须是新教的，这似乎不符合正义感。而且，如果正如我们先前所听到的，国家法律将我们自由、无负担的机构纳入司法领域，那么，这难道不是对一所由人民支持的大学的科学和生活的光荣预言吗？
事实上，不到三十年前，这个群体还被冠以蒙昧主义者的绰号，而现在他们正竭尽全力为学术事业服务！这个国家最不尊重的“不思考”群体，他们从耕田和商店赶来为大学筹集资金。在其他地方，人们热衷于从上而下的进步；科学将带给人民。但是，这群人愿意放弃自己的乐趣，让科学蓬勃发展，难道这不是更优越的东西吗？有没有更实际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将科学与生活结合起来的问题？依靠人民提供的资金生活的科学家难道不应该与人民一起成长，并表现出对所有抽象概念的厌恶吗？除此之外，难道捐赠本身不就是一种权力吗？难道能够捐出金钱不就是一种道德资产吗？那么，谁能正确评价通过这一昂贵的机构，我们的人民所积累的道德资本呢？人们抱怨缺乏品格，但有什么比警觉的公民的这种自由主动性更有助于品格的形成呢？如果在其他地方，大学的车轮应该由接受者的强制力和付款人的坚定来驱动，我们不会嫉妒；因为，如果在我们的情况下，这是为生活而奋斗，那么正是在这种奋斗中产生了光荣奉献的力量。在我们托付的金钱中，有一种比金属的内在价值更大的价值；祈祷、爱和汗水与流入我们金库的黄金紧密相连。
领域主权的改革宗品格
我们已经看到了，“领域主权”催生了我们的学校；坦率地说，“领域主权”也是一切科学繁荣发展的根本前提。现在，我还要为一个备受争议的主张辩护，即我们秉持“领域主权”这一原则——亦即改革宗的原则。然而，在提及这一名称时，我首先要驳斥一个长期以来的误解，并消除所有疑虑，即我们对改革宗的理解与真正的基督教有所偏离或有所减少。正如商人强调“净重”、金匠标明“纯金”、银匠刻上印记、《圣经》提及“珍贵甘松（spikenard）”15，以及斯帕尔讷城（Spaarne）某家报纸自称“正直”一样，我们若想特立独行，也可以称之为“纯粹的基督教”“精炼的基督教”或“正统的基督教”。但我们不必诉诸这些奇特的表述，而应按照惯例、历史及改革宗信仰的要求来表达，以便在模仿、掺杂、发育不良的基督教与符合圣经的基督教之间划清界限。仅仅称之为“基督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也可能指“罗马天主教”或“抗辩派”（阿米念主义）。没有哪位现代主义者会主动放弃“基督教”这一名称。难道没人注意到，那些以否认上帝存在为荣的人，依然在非基督教学校的大门上悬挂“基督教”的幌子？在议会或国会的辩论中，这种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我们无法轻易摆脱这种语言上的混乱。由于“领域主权”同样适用于属灵领域，个人无权随意创造或定义原则的名称，而应将这一权利保留给历史生活的承载者，即指导这一领域的权威机构。因此，我们无权擅自选择其他名称，也不能随意宣扬我们的原则，而是必须以“改革宗”这一名称——作为荷兰宗教改革的继承者——光明正大地传扬我们的信仰。在这个名称之下，我们并非凭己意行事，而是顺服于教会的正当判断，勇敢而毫不妥协地宣扬《多特信经》（1619）。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拒绝我们的路德宗弟兄。任何对其他基督徒的轻视都是应当受到谴责的。然而，我们仅仅要求不被强迫以次换优，亦即用我们认为不那么完善的信仰取代我们所确信的更优信仰，并希望被允许按照纯正的改革宗传统，重建那已然坍塌的改革宗圣殿。
在这篇论述中，我也为此而争辩，因此，根据圣经和加尔文教导的要求，将神的主权放在首位，因为神的主权刺激生命的根源，并克服了对人类和撒旦本身的一切恐惧。如果有人问这个领域主权是否源自圣经的核心和改革宗生活的宝藏，我首先请求他深入理解圣经信仰的有机原则，进一步注意希伯伦部落法（Hebron’s tribal law）为大卫加冕；注意以利亚对亚哈暴政的抵抗；门徒拒绝屈服于耶路撒冷的警察条例；最重要的是，听听他们的主关于什么是上帝的，什么是凯撒的格言。说到改革宗生活，你不知道加尔文的“magistratus loweres”（下级官员）吗？领域主权不是整个长老会秩序的基础吗？几乎所有改革宗国家不是都倾向于联邦模式的存在吗？难道公民的自由不是在加尔文主义国家中得到最广泛的扩展吗？而且，能否否认，即使在现在，加尔文后代的承诺也最能保证国内和平、权力下放和市政自治？
因此，我们现在要求在我们自己的科学领域中拥有我们自己的原则的主权，这完全符合改革宗精神。我们不可能与从另一个原则出发的科学达成中立协议，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因为虽然我不否认非基督教权威人士对上帝及其正义的敬畏，加尔文甚至在异教暴君的情况下也尊重这种敬畏，但这种虔诚的品质只不过是地基，最多是一段墙壁，没有屋顶或窗户。或者，更清楚的一个图景，一座没有尖顶（spire）的塔、没有钟琴（carillon）（钟）、时钟和风向标，简而言之，没有建造它的用途的一切，那有什么用呢？另一个更可接受的提议是，一个大型的国家学院，当局只提供配备讲台的礼堂以及博物馆和实验室，每个学者都有权进入，每个领域都有权安置其学者。它将是一个中央车站，所有线路都会汇聚，但每条线路都有自己的方向和管理。但即便如此，每项原则拥有自己领域主权的根本权利也会相互侵犯。历史不是告诉我们，科学在赋予其自身原则的每个生活领域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式吗？因为存在过希腊科学、阿拉伯科学、经院科学，虽然我们与它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每一项科学在自己的领域都得到了伟大知识分子的充分考虑和深思熟虑，我们中没有人能站在他们的阴影之下。同样，天主教和非罗马天主教大学也是如此。与康德同时及之后出现的一系列哲学家建立了科学学派，这些学派根据其强调主观还是客观而相互排斥。人们怎么能促成一元论者（Monist）和原子论者（Atomist）的结合呢？事实上，原则的力量是如此引人注目和主导，以至于人们普遍承认，黑格尔的智力能够为每个领域（神学、法律、物理等）创造单独的体系，因此，任何既在黑格尔学派学习刑法又在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学派学习民法的人都会发现自己的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是完全混乱的。
如果在思想原则存在差异的情况下，编织一件衣服时合作的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在生活基本原则的情况下，领域主权的必要性就更加迫切了！正如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的例子所表明的，如果只涉及一个思想原则，就有可能回到最初的拒绝。但对于生活原则，这是无法做到的。生活原则是根植于事实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根植于活生生的人。根植于一个一出现就引发世界危机的人。因为如果你询问这个活生生的人、这位基督或他的权威解释者，你会学到什么？拿撒勒的拉比（耶稣）是否说过他的科学与那些尘世圣贤的科学紧密相连？使徒们是否告诉你，在耶路撒冷或雅典的研究生课程将逐渐自然地导致他的更高知识？不，事实恰恰相反。那位拉比会让你明白，他的智慧宝藏一直隐藏在聪明和谨慎的人面前，却向婴儿显现。受过科学训练的保罗在他早先获得的科学和后来被植入的生活原则之间划了一道深渊，这条深渊如此之宽、如此之深、如此不可逾越，以至于他称其中一个是愚蠢的思想领域，另一个是智慧的生活领域。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假装我们可以在一个根基上培育出根据耶稣神圣的自我意识而根基不同的事物呢？先生们，我们不会尝试这样做！相反，考虑到一个原则是某事物的开始，因此一个人的独特原则会产生不同的东西，我们将在整个思想领域为我们的原则保持一个独特的领域主权，为我们的对手保持另一个领域主权。也就是说，即使他们按照他们的原则和适合该原则的方法建造了一座闪闪发光但不会诱惑我们的科学之家，我们也将从我们的原则的根源出发，按照适合我们原则的方法，让树干生长，其树枝、树叶和花朵都由其独特的生命汁液滋养。我们声称发现了一些被对手称为自欺欺人的东西。就这样吧；因此被视为傻瓜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就像我们无法克制自己不与谚语诗人一起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无神论者不懂智慧。”我们并不是说他在知识上不如我们。在这方面，他可能比我们优秀。但我们确实用箴言说，他缺乏智慧，因为他否认了基督对我们而言是确定的事实，并且还说他没有在他的灵魂中找到我们有意识地掌握的东西。对上帝圣言的信仰，在圣经中客观上是无误的，在主观上是圣灵提供给我们的，是分界线。这并不意味着别人的知识是基于智力的确定性，而我们的知识只基于信仰。因为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一个人或另一个人的信仰。一个人依靠上帝，从自我出发，或者坚持自己的理想。不存在什么都不相信的人。至少，一个一开始就没有事实的人甚至找不到思考的起点；而一个思维缺乏每一个起点的人又怎么能科学地研究任何东西呢？
事实上，我们的目的是与其他人一起建造，除了户外、窗外的景色和像邮递员一样维持思想交流的印刷机之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我们也承认思想之间的相互斗争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除了起点和方向之外，从不涉及任何事情。一旦定义了这些，你的线就画好了，只要你画一条直线，根据你是在那条线的右边还是左边，你的观点就不会一致，任何可能提出的论点都将缺乏说服力。每一个有机思想家（organical thinker）都会正确地嘲笑所有原子论的自命不凡（atomic pretension），即所有成长中的人都必须思考每一个系统，搜索每一个信仰告白，然后选择他认为对自己最好的。没有人能够或愿意这样做，因为没有时间和智力可用。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想象他做到了或相信别人做到了，如果他自己不懂科学的话。对所有系统的这种抽样只会助长肤浅，破坏思维，破坏性格，使大脑不适合更扎实的劳动。相信我，不是粗略地看一眼所有的房子，而是仔细检查一栋从地下室到阁楼建造精良的房子，才能增强一个人对建筑构造的了解。
因此，我们的科学不会“脱离其原则”而“自由”。那将是一条鱼在干地上的自由，一朵花从土壤中拔起的自由，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是一个德伦特人（来自德伦特省西北部的人）的日工离开村庄的环境，突然在“舰队街”或“斯特兰德”定居的自由。我们严格而无情地将自己约束在自己的家中，遵守明确的生活规则，坚信家庭生活在明确的规则控制下才能最繁荣。因为科学领域中最慷慨的自由是，大门将为那些想离开的人敞开；没有外人会进入你的家来统治你；而且，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方法的基础上建造，并以他所创造的结果作为檐口（顶石）。
最后，如果你问是否希望这种个人科学的发展不仅适用于神学，也适用于所有学科，当你听到嘲笑“基督教医学”和“基督教逻辑”的反对意见时，你几乎无法控制住微笑。听听我们对反对意见的答复。
或者，你认为，当我们承认上帝的启示在经历变革后得以重塑，并以此作为我们奋斗的起点时，我们汲取自这一源泉的灵感会仅限于神学家，而医生、法学家和语言学家则会对这一源泉嗤之以鼻吗？你认为真的存在某种科学，其专业知识能够与其他学科完全隔绝吗？
为什么只谈论医学呢？医学所关注的对象，并非只是生病的哺乳动物，而是按照上帝形象被创造的人。那么，请你们自己判断：无论你们如何看待人——是将他视为有道德责任、灵魂与身体同享更高使命、受上帝之言约束的存在，还是完全无视这些属性——你们是否应该告诉他死亡的临近，还是试图延缓它？你们是否应该支持或反对对产妇进行麻醉？你们是否应该强制接种疫苗，还是让个人自行选择？你们是否应该劝导热情奔放的年轻人克制自己，还是鼓励他们放纵欲望？你们是否应该用马尔萨斯主义诅咒母亲的生育能力，还是用圣经的教导去祝福它？你们是否应该在精神层面引导精神错乱的病人，还是单纯地用药物麻醉他？
简而言之，你们是否认可火葬？是否无条件地允许活体解剖？是否愿意以最可憎的医学检查手段——即便它侵犯了人的尊严和权威——来遏制梅毒在社会中的传播？
我该如何看待法律研究呢？这取决于一个人是把人看作自然的自我发展产物，还是看作应受谴责的罪人；一个人是把正义看作功能性发展的自然器官，还是看作上帝赐予我们的宝藏，并受其圣言的约束；选择刑法是否还有其他目的，选择国际法是否还有其他指导方针。除了科学之外，基督教良知是否抵制现行的政治经济、当前的商业惯例以及社会关系的贪婪本质；在公民生活中，我们的基督教徒是否呼吁通过“领域主权”恢复权力下放；如果（如允许的那样）宪法中出现了三所独立的“基督教学校”（对应每一所非基督教学校）；那么，是否有可能在法学院中找到一个不受这些对立原则损害的职位呢？
我很乐意承认，如果我们的自然科学系严格限制在测量和称重上，那么原则的楔子就无法进入它的大门。但是谁会这样做呢？哪个物理学家不依靠假设来工作呢？哪个以人而不是测量仪器的身份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会通过主观的视角来看待他所看到的东西，不会总是根据主观意见用虚线把圆圈中看不见的部分加进去呢？那个计算印刷纸和印刷所用墨滴成本的人，他能以更高的意义来评估你出版的书、你的小册子或你的歌集的价值吗？最美丽的刺绣的价值是否应该根据多少根丝绸的价格来衡量？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难道所有的创造物不都像一幅迷人的画作一样展现在自然科学家的眼前吗？而这幅艺术作品的价值和美丽是否应该通过它周围的金色画框、它下面的几码帆布和它上面的几磅油漆来判断？
那么关于文学能力我该说些什么呢？当然，学习“阅读”词语和“变格”词语与支持或反对弥赛亚无关。但是，如果我继续打开希腊艺术宫殿的大门，或进入罗马的权力世界，我是否唤起那些民族的精神以驱逐基督的精神，或根据人类和神的评价，将他们置于基督精神的统治之下，这难道不与你有关吗？闪族语言的研究是否具有另一个方面，取决于我是否将以色列视为绝对启示的民族，还是仅仅将其视为具有虔诚天赋的民族？哲学是否仍然相同，无论它追求“理想的存在”，还是与我们一起承认基督是理想的“成为肉身”？无论人们将十字架等同于苏格拉底的毒酒杯，还是将其视为整个历史的中心，世界历史是否会得出同样的结果？最后，无论祖国的历史是由弗鲁因（Robert Jacobus Fruin）、纽因斯（Willem Jan Frans）还是普林斯特尔（Groen van Prinsterer）（哦，如果他还活着）以其全部英雄之美展开，祖国的历史是否会在年轻人心中点燃同样的火焰？
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人类作为堕落的罪人（fallen sinner），与人类作为自然的自我发展产物（self-developing product of nature）形成鲜明对比，将再次作为“思考的主体”或“促使人们思考的对象”出现在每一个学院、每一门科学和每一个研究人员身上。哦，我们的思想世界中没有哪一个部分可以与其他部分严格地分离开来；在我们人类生活的整个领域中，没有一平方英寸的地方，万有之主基督不会喊道：“我的！”
现在，我们宣布，我们听到了这种呼声，并且只有在响应这种呼声时，我们才着手完成这项超越我们人类力量的任务。我们听到弟兄们抱怨他们悲惨的无能。因为他们的学识不符合他们的原则，使他们无力自卫，他们无法用与原则的荣耀相称的力量来辩护他们的原则。我们听到了我们基督徒的叹息，他们在自卑的羞愧中再次学会了祈祷船长来领导他们，牧羊人来照料他们，先知来激励他们。我们意识到基督的荣耀不能就这样被嘲笑者践踏。正如我们用灵魂的爱崇拜他一样，我们必须再次以他的名义建造。而看着我们微不足道的力量或对手的强大力量，或如此大胆的荒谬行为都是无济于事的尝试。火焰继续在我们骨头里燃烧。有一个比我们更强大的人，他敦促和激励我们。我们不能休息。尽管我们自己必须继续前进。甚至我们的一些兄弟建议不要在这个时候建造，而是更喜欢与人文主义共存，这一事实也是一种痛苦的耻辱之源，但却增加了内心的冲动，因为这些人的犹豫不决对我们未来的生活原则构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威胁。
因此，我们这所小小的学校就出现了，它羞于被称为“大学”；资金匮乏；科学人才供应不足，而且得不到人们的青睐。它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它能存在多久？哦，关于它未来的千百个问题，无法比它们在我心中肆虐的更强烈地占据你的思想和疑虑！只有牢记我们的神圣原则，我们疲惫的头才能在每一次海浪吞没我们之后从水中抬起。如果这个原因不是雅各的大能者（the Mighty One of Jacob），它怎么能持久呢？因为我并不夸张，我们在建立这所学校时所冒的风险与所有所谓的伟大、与学者的世界、与整个世纪、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纪背道而驰。因此，请随意地以你内心认为合适的方式看低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学术意义。 “尊神为一切，而不尊崇人”（To esteem God as everything and man as nothing）是加尔文主义的信条，它赋予了你们这样做的充分权利。我只想问一件事：尽管你们可能是我们最激烈的对手，但请不要吝惜你们对我们激励的热情的敬意。因为我们扫除尘土的信仰宣言曾经是一个被压迫民族的灵魂呐喊；我们奉为至高权威那些经文，作为上帝无误的见证，在过去曾安慰过你们几代人的悲伤；难道那不是基督吗？他的名字我们在这个学校里被尊崇，那位激励者（Inspirer），是你们祖先的崇拜对象吗？因此，即使我们假设，按照你们的信条，按照书房里所写的和市场上所呼应的，圣经已经完结，基督教已经过时，那么我还是要问：在你们看来，基督教在历史上是否不怎么庄严、不怎么神圣，以至于算是可耻地垮台，不光彩地倒下吗？还是贵族的义务（noblesse oblige）已经不存在了？难道我们能够允许那面从各各他带来的旗帜落入敌人之手，而自己却仍未竭尽全力？难道在最后一支箭尚未射出，在哪怕只有一支小小的卫队仍忠于那位在各各他加冕的主、守护着这片我们承继的土地之时，我们就甘愿放弃吗？
对于这个问题——先生们，这是我的最后一句话——我们的灵魂中回响着坚定的回答：“绝不，上帝作证！” 正是从这声“绝不”中，这所学院诞生了。而如今，我以这声“绝不”作为对更高原则的忠诚誓言，呼唤每一颗爱国的心回应我一个“阿们”！
结束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万有真理的源泉，真正知识与智慧的甘泉，我们感谢你！受造之物一旦远离你，便只能在黑暗中漂泊，唯有疲惫，唯有灵魂的痛苦。然而，在你的身旁，沐浴于祢的生命之中，光明环绕着我们，力量在我们的血脉中跃动，信仰的自由在蒙福的喜悦中绽放。
可敬而永恒的至尊主宰啊，愿你垂顾这所学院。愿它的一切金玉、力量和智慧皆源自于你。愿它从不依靠任何比你圣言更低微或异于你圣言的事物起誓。
你是察验人心的主，你也是我们国家与学府的审判者。若这所学院有一天立意或愿意追求任何偏离你的目标，若它不再以你爱子十字架上那至高无上的自由恩典为荣耀，愿你亲自拆毁它的围墙，使它在你面前归于尘土！
主啊，主——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帮助唯在你的名里，并且只在你的名里！阿们！
英文原文PDF下载 Sphere Sovereignty, Abraham Kuyper, Published by by Monergism Books 2024 中译：基督教教育网
译者注脚：
- 这是凯波尔在1880年10月20日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成立典礼上的公开演讲。 ↩︎
- “Maecenases” 指的是慷慨的赞助人或支持者，尤其是艺术、音乐或文学方面的赞助人或支持者，源自罗马政治家和艺术赞助人盖乌斯·梅塞纳斯 (Gaius Maecenas) 的名字。 ↩︎
- 这一象征意义源自罗马帝国，罗马女神 Libertas（自由女神）头戴罗马式圆锥形帽子，通常插在矛尖上。在奴隶正式获得自由的解放仪式上，罗马人也会将帽子戴在解放者的头上。 ↩︎
- “反思性的人性”是指人类内省、自我意识和对经历、思想和周围世界的深思熟虑的能力，通常可以带来学习、成长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更深入的理解。 ↩︎
- 彼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约翰福音18:37 和合本） ↩︎
-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马太福音28:18 和合本） ↩︎
-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腓立比书2:10 和合本） ↩︎
- 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以赛亚书45:23 和合本） ↩︎
- 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哥林多前书15:28 和合本） ↩︎
- 作恶，为王所憎恶，因国位是靠公义坚立。（箴言16:12 和合本） ↩︎
- 宗教改革期间，加尔文主义信徒在低地国家举行的非法露天宗教仪式，通常在市政当局无法触及的农村地区举行。 ↩︎
- 威廉·彼尔德戴克（Willem Bilderdijk，1756年9月7日－1831年12月18日）是一位荷兰诗人、历史学家、律师和语言学家。 ↩︎
- 伊萨克·达科斯塔 (Isaäc da Costa，1798 年 1 月 14 日 – 1860 年 4 月 28 日) 是一位犹太裔荷兰诗人。达科斯塔出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 ↩︎
- 纪尧姆（威廉）格罗恩·范·普林斯特勒（Guillaume (Willem) Groen van Prinsterer，沃尔堡，1801 年 8 月 21 日 – 海牙，1876 年 5 月 19 日）是佩特鲁斯·雅各布斯·格罗恩·范·普林斯特勒 (Petrus Jacobus Groen van Prinsterer) 和阿德里亚娜·亨德里卡·凯恩 (Adriana Hendrika Caan) 的儿子，荷兰反革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格罗恩·范·普林斯特尔曾任内阁秘书（1829 年至 1836 年）、宪法修订院议员（1840 年）和众议院议员（1849 年至 1857 年、1862 年至 1866 年）。 ↩︎ - 在马可福音（14:3-9）和约翰福音（12:3）中，一个女人用纯正的甘松香（一种非常昂贵的香水）涂抹耶稣的头和脚，整个房子都充满了香气。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哪哒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马可福音14:3 和合本）And being in Bethany at the house of Simon the leper, as He sat at the table, a woman came having an alabaster flask of very costly oil of spikenard. Then she broke the flask and poured it on His head.
马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哪哒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约翰福音12:3 和合本）Then Mary took a pound of very costly oil of spikenard, anointed the feet of Jesus, and wiped His feet with her hair. And the house was filled with the fragrance of the oil.
另外，雅歌（1:12-13）提到了新娘香水的香气，暗示她的香气就像甘松香一样，是国王所渴望的。
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哪哒香膏发出香味。（雅歌1:12 和合本）While the king is at his table,
My spikenard sends forth its fragranc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