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界基督教教育概论方面的书籍寥寥无几，而该书早在1986年出版，所以被引用甚多，多在弟兄姐妹想要在教育领域入门之时产生误导。作者的教育底层思想来自于教育史，全书的立论就是从犹太教、古代教会、中世纪教育、近代教会、现代教会教育的方法论为基础进行阐述，并非基于圣经——神的话对神的子民的教育的要求而作。（我们当然注重教育史的研究，并倡导用圣经世界观去看待任何历史；这里反对的是以教育史的现象替代圣经启示，而得出教育理念）

书中第四章要给基督教教育下定义的时候，这是全书唯一可能有深入思考的部分，作者也依然是从人间遗传当中寻找答案，而没有回到圣经寻找答案。作者列举的一些“近百年来各大教育家”对基督教教育的一些定义，有的明显有现代自由派神学的色彩。作者对“基督宗教教育”所做的定义，就是从这些前人所做的定义中，不加以神学方面的鉴别和审视，而归纳总结出基督宗教教育三特性（即：教育的、宗教的、基督教会的）。

在接下来的教育目标的介绍中，作者全盘采用了1930年国际宗教教育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Religious Education）教育八大目标，自此，本书剩余篇幅已经将着眼点全部放在了方法论和操作层面。

教育理论或者思想如果不是在真道上建立，就必然是本末倒置。《基督教宗教教育概论》就是这样一本书，它在一套世俗教育方法论的体系上，点缀了一些貌似属灵的追求，实则是人本主义色彩浓厚的、凭借一己之力的自主之作。

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1592-1670）捷克“弟兄合一会”最后一任主教，被党国誉为“教育学之父”或者“现代教育之父”。人教社早年就出版了《大教学论》作为教育名著与经典，并一版再版，作为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

弟兄合一会本来是对路德教会冷淡麻木的一种反应，但却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注重禁欲、严格舍己”。敬虔主义强调生活，不关心教义，为后来的自由主义与现代主义铺了路。（参见《历史的轨迹》p.335）

现代教育是最为彻底的背弃圣约的一种教育方式，虽然名义为基督教教育，但却为现代无神论者所推崇，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夸美纽斯是一位介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连接者：一方面具有神学的传统，另方面也强调了每个人自我负责和独立的理性。他的座右铭：“一切顺其自我内在动机而流，暴力远离事物”。

夏洛特·梅森(Charlotte Mason，1842-1923)，英国著名教育家，”教育之家”创始人，她的核心观点是，儿童是一个具备所有发展可能性和能力的”人”，教育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把儿童置于与自然生活和思想的活生生的接触中。其教育理念：

• 非古典
• 非性善非性恶（错误的原罪论）
• 亚米念主义

梅森说：“没有什么是母亲不能把孩子培养成的。”

一位曾长期在华从事国际学校教育（非基督教学校）的所谓基督徒十分推崇Charlotte教育理念，其个人子女家教状况十分悲惨

本书曾被HS推荐/Laura Berquist和失落的学艺同时推荐 作者为薛华之女，但她的观念背离圣经，也和其父相去甚远。她的主要教育观念：

• “Children are born persons”
• 力推Charlotte Mason人本主义教育理念
• 非古典
• 非性善性恶
• 亚米念主义

柯林斯 黑人女教师，因给芝加哥一些原本无法上学的黑人孩子提供教育而闻名，并获得一些政府奖项。

其核心教育理念对话： “谁是最重要的人？”我问，“我”，孩子们回答；“什么事最重要？”“做好事”；“何时最重要？”“此时此刻”。

近年来，发现有不少大陆在家教育的基督徒家庭将柯林斯理念奉为教育经典并组织学习，实在令人费解。

Horace Bushnell (1802–1876) 布希纳/布什内尔，自由派神学家，“美洲自由派神学之父”，对三位一体有错误看法，反对原罪教义，他提出小孩出生时是良善的，如果培育得法，他就是一个好孩子。反对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Cassie Carstens: The World Needs A Father

编者立论依据是：这世界像人间地狱而不是天堂是因为父亲的缺席，没有良好的亲子关系，帮助孩子们成长为善良敬虔的好孩子。

这种观念并不是来自于圣经的观念，本书却被基督徒广为推崇，甚至开发为收费培训体系，实在是抱着金饭碗要饭的愚蠢

听说麦道卫的《6A 的力量》（Josh McDowell & Dick Day, How to be Hero to Your Kids(Word Publishing, 1991)）在中国很受欢迎，甚至有教会把它当作主日学教材，所以，让我们看看它是否符合圣经。

首先，所谓“六A”就是：接纳、赞赏、关爱、时间、责任、权威。据说，这就是教养孩子的六大原则。

1. 麦道卫信仰纯正（编注：麦道卫一贯为心理学背书），而且写过很多好书，如《铁证待判》，不在话下。但是他也推崇一些“比较传统”的流行心理学－－（a）童年伤害影响人的一生：他有一个例子，当Mark 中学毕业，他知道自己没有可能入大学，因为曾经有一位老师谴责他懒惰（页44）。但这理论落伍、不合圣经，不合常理，请见“你活在家庭伤害的阴影中吗？”（b）自尊自信（self-esteem，页45），他说研究显示，我们怎样看自己，就会有怎么样的成就。此书写于1991 年，他大概不知道，近年的研究已经开始推翻self-esteem 理论。请见“自爱、自尊、自信”。而且人怎么看自己，其标准又是什么？是自己或他人的眼光，或所谓人类学专家或心理学家，或文化的影响，还是从神的眼光/标准？‘新眼新见’一书里有详细剖析，人怎么看，受他所戴的眼镜的影响。

2. 正如很多心理学理论（包括基督徒心理学家的）都是认为人性本善，问题是父母没有接纳孩子，爱他们不足够，所以建议“接纳、赞赏、关爱”，孩子越得赞赏，表现越佳。这固然说明父母的罪恶性，对孩子没有爱，但这也只说明了‘现象’、问题的症状，而非病根。孩子固然需要鼓励，但却非世俗心理学理论所谓孩子越得赞赏，表现越佳，因为那只有喂养孩子的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以为自己是好的，且鼓励以行为称义。

3. 无条件的爱和多多称赞（第七章）。称赞人应该适可而止，“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试炼人。”（箴二十七21）问题是，没有所谓无条件的爱。而且，应该定义一下这个所谓无条件的爱。对于救恩，人的确是没有付出任何条件，全然是神的爱，但神的爱，却付上祂爱子的宝血代价，不是没有条件的，见“神的爱是否无条件？”。祈求罪性的父母无条件的爱孩子，而孩子又是在罪性中生的，这是把难担的重担加在父母身上。

4. 书中有很多例子，关于怎样制造和乐气氛。和乐气氛当然比父母天天灰黑着脸为佳。但光是改善气氛，是否有用和足够？就有待商榷！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非铲除问题的根源。当然，父母是应该温和管教孩子，按照圣经之道，言语柔和等等。但若不针对孩子的心，仍是无用。

5. 书里面有很多西方文化，例如：“拥抱”（第九章）和“父母在孩子面前表示亲密”（页131）。虽然这不是对和错的问题，但若孩子心理健全有赖于此，那么，难道中国人都死光？都被关在精神病院中？至少个个心理不健全？所以我常自问：有没有需要“东施效颦”？拥抱是好的，合适在西方开放文化中长大的孩子。但有比拥抱更具鼓励的，例如，与孩子一起游戏/聊天等等。

6. 书后有所谓“工具箱”，里面很多建议，也都是西方文化，例如：让一个孩子“play Daddy”，计划当天的功能表（页228），好玩是真的，但有什么意义？孩子是罪人，虽然父母要了解孩子，可以设身处地地站在孩子的位置想想，但神毕竟赐下权柄给父母管教孩子。固然父母要智慧地了解孩子所需，但孩子是罪人，孩子有罪恶的欲望，他们想要的，未必是合神心意的。父母在管教孩子上，终极而言，仍是要用诸般智慧把孩子完完全全引到基督面前，而非引到自己、祖先、传统或大众面前。

7. 花时间最重要（第十一章）。同意，教导是需要时间的，但时间花来教导什么岂不是更重要？父母花时间，只是个means 方法/手段，是要达成目标。目标是什么？许多父母没有想过教养孩子是门徒训练。等到孩子在青少年叛逆，才后悔没有花时间。其实，就算父母花时间和孩子在一起，让孩子觉得被爱，在神眼里，神并不会满足，就像我们弟兄姐妹花时间在一起，彼此也聊得很尽兴，但并非彼此在真理和生命成长像基督那般地彼此造就。这样花时间，用在父母上，也一样的道理。父母花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如同主耶稣与门徒在一起，但是父母必须心怀‘门徒训练’的目标。详情可以订购观看“真生命辅导传道中心”为人父母之道的课程光碟。我们在这门课里，有很深入地教导。

8. “六A”中第五个A 是“责任”，原来是讲到让孩子督责自己（父亲），不让他做错（第十三章）。但这样做是否合圣经？是否违反中国人文化？是否更有效？如果由孩子督责父母，是权柄之下的人，督责权柄之上的人，与圣经的教导不合。因为权柄是神所赋予/设立的，权柄是要造就权柄以下的人，而非滥用权柄。当然，为人父母有其罪性及不完全的一面，需要孩子坦诚交流，但却不是给在权柄以下的人权柄来要权柄以上的人向之交帐。

如果父母有不是，也就是有权柄者滥用权柄，神是会审判的。再者，孩子如果很敬虔，对圣经教义十分清楚，且敬畏神，神必会赐智慧让他们和父母交流有关父母软弱或缺失之处；然而，孩子毕竟也是罪人，他们总是自我中心的，特别是他们的欲望，是父母不允许的，而父母要执行管教之时，孩子总是站在自己立场来据理以争。所以，孩子会以什么标准来督责父母呢？如此信任孩子的督责能力，反倒把为人父母的能力贬弱了。

9. 书中没有（至少不多）教导德性的例子，都是家庭杂务，例如孩子应该把垃圾拿到屋外等（页179-80）。孩子帮忙做家务事，是好的，然而，必须是在一个前提之下：为基督而作。也就是说，父母在帮孩子时，应该着重他们的心：如果孩子自私，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耶稣，然后引导他们认罪，求耶稣赦免，然后靠圣灵之助，去做神吩咐所当作的事。这个精髓，可以由下面这个例子来了解：

有一次我（李台莺）去一对牧师夫妇家，当我和师母聊天时，她的青少年孩子打开冰箱，挖了一碗冰淇淋，自己就吃起来。师母对她孩子用英文说，你怎么没有问李博士要不要吃。孩子就问我，我回答说：谢谢你，我现在不吃。后来孩子吃完，上楼去，我就对师母说：其实我们圣经辅导员是看根源。我可以从小事看出你这个孩子，他很自私。师母大惊，问我怎么知道，因为她那个孩子真的很自私。我说，你因为我在场，你就要求孩子要有礼貌，问我吃不吃冰淇淋。我告诉你，如果他不自私，他要享受霜淇淋之前，不但会问我吃不吃，也会问你。但你只要求他有礼貌的行为，而没有顾及他的心。他的心很自私，只顾他自己。

后来晚上洗碗，轮到那孩子洗碗，他却跑去玩，师母要他先洗再玩，他很不高兴。

其实，这就是我常说的：“父母只是管教孩子的行为，而忽略了心。”世俗心理专家观察到孩子的罪性所产生的罪恶行为，但因为他们不信基督，所以无法解决问题的根源，只好就着行为表像来给父母一套技巧来‘制服’孩子的叛逆、不服或不礼貌的外在行为，却无法断根。行为是从心发出，心的改变，必须要有基督的救恩介入。

10. 作者总算没有溺爱。作者们说：“我们尽量接纳和赞赏孩子，让他们感受到爱，但我们也平衡爱和管制。”（页184）。但从全书而观，他仍然觉得，孩子的问题是父母爱他们爱得不足够，作者们的办法是偏重于爱。孩子的问题不是父母爱他们爱得不足够，“父母爱他们爱得不足够”只是外在的导火索，将孩子罪恶人性引爆出来/显明出来。这在我们第一门自我辅导──圣经辅导导论课程里有详述。

11. 李台莺认为：很多心理学家，包括基督徒心理学家都是注重孩子“外在的好行为”，而忘记孩子的心，事实上，人的行为是表彰他的内心（路六43-45）。孩子和我们都是罪人，需要救恩，我们需要教导孩子有正确的心态，教导他们爱神爱人。所以教导孩子不在于“办法”，而在于“心的改变”。

12. 张逸萍：我不是辅导员，也不是教育家，不过我想在此提出一点愚见：孩子不是电脑，没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有效办法。但原则应该是：父母在主里面长进，才能以身作则，做个好榜样；将圣经真理教导孩子，包括心态应该如何；天天为孩子祷告，只有圣灵能改变人，管理人。至于实际上怎样做，天天祷告求神赐智慧。

后语

中国父母都是好父母，对孩子十分关心；尤其是基督徒父母更是如此。但是，在我们拼命啃心理学家写的父母指南之前，请先读下面一段话：基督徒心理学家杜布森（James Dobson）的话：“父母……向小儿科大夫、心理学家、精神科医师、教育家寻求解答。结果自一九二○年代起，西方国家有越来越多的孩童是依照专家指示教养长大的，美国民众更是仰赖儿童心理学家及家庭医师的专业指导。

现在我们必须问：‘这些专家究竟带来什么影响？’也许有人期待，美国孩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应该远超过未蒙新科技之利的其他国家，但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所谓‘西方先进国家’的青少年犯罪率、滥用毒药、酗酒、未婚怀孕、心理疾病、自杀率日益增加，成绩真可谓一塌糊涂！当然这不能全部怪罪于‘专家’们劝导有误，但我认为他们仍得为这个问题负起相当大的责任。”（杜布森，“从传统智慧汲取宝藏”，《爱家杂志》，第六卷，第五期，2001/5，页8-9。）

如果你真心爱你的孩子，请回到圣经去，使用圣经原则教养他们。

亨利•克劳德博士是美国广受欢迎的讲员、知名作家与执业心理医师，主持全美播出的心理咨询节目“新生命”。他毕业自Rosemead Graduate School of Psychology，获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也在加州新港开办心理辅导诊所，是许多畅销书如《过犹不及》《为孩子立界线》《为婚姻立界线》《界线对谈》等的作者。

《改变带来医治》教导说：人若有正常的心理发展（根据克劳德的认识），就可以发展出上帝形像（根据克劳德的认识），于是人就能和其他人建立关系，又能在人与人之间设立界线（请见 《过犹不及》），有力量说『不』，能明白和接纳『真我』的不完美，且能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掌控自己的生命。这绝非圣经教导，基督徒是无法接受的！

请阅读：《改变带来医治》不明白「上帝形像」为何物

《过犹不及》是另一个例子，见证心理学教导已经渗透了今天的教会。……设立『界线』不合圣经、吝啬小气、自私，叫人偏离那全备的神的话。 」在此网上书评之后，很多读者留言，投诉《过犹不及》一书助长了他们的子女的自私行为。

请阅读：《过犹不及》﹕耶稣会把界线设在哪儿？

《正面管教》告诉21世纪的父母和老师们：正面管教是一种既不惩罚也不娇纵的管教孩子的方法……孩子只有在一种和善而坚定的气氛中，才能培养出自律、责任感、合作以及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学会使他们受益终身的社会技能和生活技能，才能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

请阅读：合乎圣经的管教

爱的五种语言模式基本是：我找到你痒的地方，我给你挠挠，你感觉良好后，我温和地让你知道我哪里痒。你感觉很好是因为我挠对了地方，所以最终你很可能会回报我，给我也挠痒痒。查普曼缓和了这种要求，鼓励单方面的付出，但一切仍与根本的利己主义挂钩。《爱的五种语言》是用文明的自我中心代替了赤裸裸的自我中心。“我付出，我也希望得到”的理论确实比“我得到了再付出”先进一些。不过尽管顺序不同，自己“得到”的东西依旧是在人际关系的关键基调中。（大卫 鲍力生）

请阅读：大卫鲍力生评《爱的五种语言》

李可柔：“为了让基督教远离帝国主义的糟糕形象，基督教青年会逐步开始强调所谓的‘社会福音’。青年会的领导们强化基督教的社会特征，弱化其属灵生活。”

这十位历史名人可谓全盘社会福音化（假福音）他们分别是：

容闳：对容闳影响较深的是郭实腊牧师。他是一位宣教士，也是鸦片贸易商，还是受薪水的英国情报提供者，但郭认为这些活动能促进落后中国的现代化。郭创立汉福会，以帮助汉人接受福音。汉福会罗孝全是洪秀全的神学老师，在天平天国运动期间，汉福会在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上帮助洪秀全制定统筹。

唐国安：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容闳选送美国的留学生之一。回国后积极进行民国自由派教会运动。

石美玉：第一批留美的中国女医生之一

范子美：“儒者基督徒“，”基督教青年会《进步》期刊主编。范认为：在非基运动的冲击下，“教会改良”的希望，必须从“教义促进”的研究入手，因为宗教教义必须随着时代、环境、国族而修正。他在一九二九年出版《我的新耶稣观》一书，其中心思想便是“基督不中国化，中国决不会基督化”。

丁淑静： 1911年，丁淑静毕业于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成为第一位从中国高等院校毕业的女性。基督教中华女子青年会YWCA的第一个华人总干事。丁淑静思想开放，致力于把耶稣基督的教训和孔孟思想结合起来，实践其青年会工作的理念。

梅贻琦：天津人，留美预备学校将他送往了美国。在美期间，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并且担任了全美中国学生基督徒协会的财务总管。回国后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抗战时期，在民国政府治域下的西南联大校园里，有着两种类型的学生团契：第一是赵君影的基要派学生团契，第二就是梅贻琦的自由派学生团契。

林巧稚：中国现代妇产科奠基人之一。后半生，几乎没有参与过任何教会的活动

韦卓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基督教界四十位签署《三自革新宣言》“领袖”之一。也是“三自筹备委员会”二十五位委员之一。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之后，从公共视野中消失。韦的观点：基督教需要中国，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超越西方的宗派主义精神，让它变得更具普世性。“由于中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中国人更喜欢接受一种宗教传统的多元性”。

吴贻芳：中国第一任女大学校长——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长。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一年，两次担任“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并于一九八零年担任名誉主席。

晏阳初：平民教育家，曾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干事。青年毛泽东还曾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晏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

以上这批人物中的许多人都与基督教青年会有密切关联，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基督教青年会是规模和影响极大的不信派的大本营。赵天恩曾表达过：中国基督教在文化界中之失败是神学上之失败，二十年代之‘生命社’之成员，纵然具有西洋之高等神学学位，但他们均是受了自由主义神学之洗礼，结果顶多只能产生一种人文主义式之“基督教”，却在所有基础性之信仰上，妥协或甚至是背弃了圣经立场。

自由派的信息是社会福音，即是以基督教的爱与公义实行在社会上，将之改为天国…… 故其虽有基督教之名，而实际上是渐进的社会运动。

赵君影《漫谈五十年来中国的教会与政治》第 124 页

中国教会自由派的主要基地在教会学校、基督教全国协进会、青年会以及一些城市地区的教会之中。他们的一个基本信条是：真理必须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变化

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第 289 页

其中较著名的，可说是晏阳初的“平教”运动，和徐宝谦加入的黎川实验。这些“社会福音”行动只是影响了一小部份的社会，在整个社会体系的改造上，则影响极小

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1916～1952”（Cambridge, Harvard Univ.Press, 1976）, P.245

更多阅读：社会福音与基督福音是敌对的

陶行知是又一例基督教青年会的社会福音和自由派神学影响下的教育家。没有什么太多证据表明他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可以确信的是，陶推行的所谓平民教育和基督教教育没有任何关联。相反，陶恰恰是二三十年代鼓吹非基督教运动，主张民国政府从教会手中收回教育权的急先锋。另参见“社会福音与基督福音是敌对的”一文。

1915 年，陶行知入读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他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就是延袭于人本主义、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问题解决法」及「教育即生活」。

1919 年与蔡元培、胡适、蒋梦麟合力，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哥伦比亚大学及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在内地广传（参见：中国教会的实用主义传统），影响深远，陶行知的功劳不小。

1949 年后，生活在内地的儿子坚称充满基督教生活习惯的爸爸陶行知应该不是信教。

本书作者何荣汉因为陶行知和自己的卫理会宗派有一些关联，从而热衷于把陶行知作为一名优秀的基督徒而推行其教育理念。作者其实了解一些关于陶行知是否基督徒的争议，但依然不去分辨陶行知是否真的是基督徒，也对陶氏教育理念到底是否合乎圣经不加判断。有一位名人教育家和基督教或者自己的宗派能有些许瓜葛，何博士看来就已经知足。

陈鹤琴，被党国誉为“中国幼儿教育之父”，也见有基督徒撰文艳羡陈鹤琴世俗幼儿教育上的成就，甚至呼吁要重视他的“基督徒身份”，很难看到陈的言行和基督徒的身份有什么关联，但他的地下党身份倒是确凿无疑的。从他师从杜威的教育思想看，陈和陶行知、晏阳初等同代教育家都属于典型的人本主义、实用主义教育观念。

教育目标首先要解决“做怎样的人”的问题。通过教育，培养出的人应该具有“协作精神，同情心和服务他人的精神。应有健康的体格，养成卫生的习惯，并有相当的运动技能。应有研究的态度，充分的知识，表意的潜力。应能欣赏自然美和艺术美，养成欢天喜地的快乐精神，消泯惧怕情绪。

——陈鹤琴

陈鹤琴（1892—1982）1911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年转入清华学校，1914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考取奖学金，赴美留学，先在霍普金斯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17年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比陶行知入校晚两年），师从克伯屈、保罗·孟禄、爱德华·桑代克、约翰·杜威等名家，获教育硕士学位。“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联合会” 的党支部骨干。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可谓是于美国于中国都是现代教育的毒窝，出身野鸡的哥伦比亚国际大学（CIU）兴办的中文教育专业、心理学专业则有望成为新毒窝，这是另外的话题。

陈留学回国后，和陶行知、吴耀宗过从甚密。1919年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其间曾陪同杜威在中国各地演讲。1923年创办鼓楼幼稚园，被称为中国第一所非教会幼儿园。1927年3月，主编《幼稚教育》（月刊）；6月，任南京特别市教育局第二科科长，主管普通教育。1929年9月起，任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达十一年之久。1937年，陈积极参加党领导的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的“星期二聚餐会”（今为锦江都城经典青年会酒店）、民社等组织。1941年主编《活教育》（月刊）。抗战胜利后返上海任教育局督导处主任督学。1945年，圣约翰大学学生党总支创办省吾中学，作为中共革命据点，陈鹤琴任校长。1946年7月25日，陈“不顾个人安危”担任了挚友陶行知的治丧执行委员会主席。

陈鹤琴长子陈一鸣兄弟三人，成年后皆入虹口的麦伦中学，皆加入中共地下党。

1949年9月他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会，参加开国大典。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后，改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1979年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

1950年底，陈鹤琴在反美控诉大会上发言，控诉“美帝在中国办学校没有旁的意思，只在奴化中国儿童”。1955年2月28日，作为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一个代表，陈鹤琴在《文汇报》发表《我要控诉杜威这个大骗子》。 还写了《批判杜威反动教育学的哲学基础——我向资产阶级大骗子杜威回击三枪》。

上海市教育学会陈鹤琴教育思想专业委员会的关于陈的一节课程的题目为：“与党同心，献身杏坛终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