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车可鉴》第2章 中世纪
随着内部秩序的解体和外族的入侵，罗马的社会、政治及学术均陷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中世纪时代的艺术家已忘记了许多专门技术，例如过去罗马人的壁画（painting）和镶嵌画（mosaics）所用的透视法便是其中之一。罗马时代和早期基督教艺术都很富生气，墓穴内的壁画所描绘的人物虽然很简单，却极具真实感，纵使受到当时表现手法的限制，但所画的都是有血有肉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人物。
早期基督教艺术富有生命力是与早期教会生机勃勃有直接关系的。当时的教会领袖，如米兰的安波罗修（Ambrose of Milan， 339-397） 和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都极力持守和发扬真正基于圣经的基督教信仰，后来教会曲解圣经教训的事愈来愈多，艺术也随之而变质。米兰圣罗伦佐（St. Lorenzo in Milan）的亚流派教堂内有一些早期遗留下来的镶嵌画，很有生气。这是大约5世纪中叶时的基督教艺术品，我们可以看到画上的基督徒并不是一些象征性的描绘，而是真真实实的人物。
高夫（Michael Gough）在《基督教艺术的来源》（The Origins of Christian Art， 1973）一书中说，当时艺术的转变，是从“自然写实（naturalistic realism）转到荒诞（fantastic）和幻想（unreal）之路” 的。他又指出，到了6世纪中叶，“写实主义（realism）已全被废弃了”，形式化、象征化和因袭时尚的镶嵌画和雕像，成了拜占庭（即东罗马帝国）艺术品的特色。从某方面来看，这类作品亦有它的用处——为学者提供历史证据。当时，许多艺术家用敬虔的态度来制作他们的艺术品，以追求更高的灵性上的价值，这无疑是他们好的一面（pluses），但坏的一面（minuses）是他们在画出灵性上的概念时，却忽略了自然（nature）、人类人性（humanity of people）的重要。
“写实主义已全被废弃了”
公元395年起，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拜占庭式艺术在东方渐渐成型， 而且传到西方。这些艺术作品本来具有一种实在的美，但后来因为只偏重宗教的主题，画中人物就沦为象征性的描绘而非真实的描绘。这种趋势到了九、十、十一世纪时达到最高峰，而自然的描绘大都被扬弃了，更不幸的是作品中活泼的人性本质亦消失了。这些作品与早期基督徒在墓窟中所画的壁画形成极大对比，那些壁画虽然线条简单，却是上帝创造的真实世界中真实的人。
拉文纳（Ravenna）是西罗马一个拜占庭镶嵌画艺术的中心。它的重要性是由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Emperor Justinian）造成的（不过他本人从未到过那里）。公元527 至565年查士丁尼执政期间，东罗马兴建了许多教堂，其中最著名的是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圣智 Hagia Sophia）大教堂1，该堂于537年献堂。那时东罗马新建的教堂都很重视内部装饰，强调光线和色彩。
同一时期，西罗马在学术方面渐趋衰落，只有本尼迪克（Benedict， 480？-547？）统治时逐渐兴起的修道会保存了许多旧文物，本尼迪克还在那不勒斯通往罗马的大道附近的加西诺山（Monte Cassino）建了一所修道院。许多古代经典都是在那些修道院内抄了多份副本；圣经和许多古典希腊文、拉丁文名著的片段， 就是那些修士们保存下来的，古代音乐也是借着不断的复抄而得以流传，其中一些是安波罗修的作品，他在374至397年间曾任米兰主教，将启应诗篇（antiphonal psalmody）和圣诗的唱法（singing of hymns）介绍给他的教民。然而，新约所宣示的基督教本质，却渐渐被人曲解，加人了人文主义的成分：教会的权力逐渐超过圣经的教训，同时教会愈来愈强调人得救是在乎颂扬基督的功德，而非唯独倚赖基督的工作。这种人文主义（humanistic）的成分，在内容方面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不同，但基本思想是相同的，就是将本来属上帝的都归之于人。由那时起至十六世纪，基督教不断对这些曲解圣经的观点进行反驳及矫正。
这些歪曲圣经的观点，产生了很多明显与原来基督教或圣经教训有异的文化成分。中世纪史上一个引人入胜的课题，就是根据当时自称信奉基督教的上帝的人在道德和理性上对上帝如何反应，追溯出当时种种复杂的西方文化遗产受重视或轻视的程度。如果说当时的人的思想和生活的总体结构是非基督教式的话，这是错误的，相反，我若说那结构中并没有或多或少渗有外来文化的特色，也是不对的；这些外来文化有些是来自希腊和罗马，有些来自当地的异教徒，许多时候， 基督教信仰的要义常被这些文化弄得模糊不清。
这并不是中世纪特有的问题。当基督教还只是一个极少数人的运动时，信徒们无论个人或整体都曾经为着基督在祷告中所说的“你们不离开世界，却不属于世界（they be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it）”这个目标而奋斗过。从一个层面来说，这目标是向基督徒发出的对物质的态度和生活方式的挑战。彼得和保罗时代的基督徒固然乐善好施，以后世世代代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即使基督教的敌人，也承认基督徒的这种美德。
可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这句话却引出了一种观点：上帝的律法对立于国家意志。罗马君王逼迫基督徒时期，罗马军团司令莫里斯（Maurice） 接到领兵逼迫基督徒的命令后，便将他的徽章交给助手，自己以同道的身份，与其余的基督徒一起赴难就戮。这事于286年左右发生在瑞士罗纳河河谷（Rhone valley），靠近密第山岭（the Dents du Midi）下山崖之处。圣莫里斯（St. Maurice）这个小城就是由此而得名。
最后再从知识的层面看，基督的这句祷告引起一个问题，就是阅读或引述非基督徒经典作家说的话是否能造就人。德尔图良（Tertullian， 160-240）及居普良 （Cyprian， 200？-258）的答案是否定的，但持这种见解的人只占少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音乐界严格持守不与世同流的宗旨，传统的罗马音乐在中世纪初期消失，便是由于教会以愤激的态度看社会事务和与社会有关联的异教礼仪所致。
关于中世纪时代的年期问题，众说纷纭，但我这里的界定是大约从500到1400 年，我们可以看看这段时期的人对上述问题的态度怎样。在物质方面，有些人根本不理会俭朴生活、照顾孤寡贫困的教训，有些人则绝对遵从，过着俭朴生活 （早期修道院派的理想是完全不拥有金钱），当时罗马教廷的法庭对物质贪得无厌的行为便属前者。十二世纪的《银马克福音》（Gospel According to the Mark of Silver）一书，用一些模仿基督教训的语句，生动地描绘教皇如何怂恿红衣主教们在教廷中欺骗诉讼者的财产：“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接受礼物，像我接受一样”，“富足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有余的人有福了，他们必不会空手离去；有财产的人有福了，因为罗马教廷的法庭是他们的”。索尔兹巴立的约翰 （John of Salisbury， 1115？-1180）是柏克特（Thomas a Becket）的朋友，他虽然不反对教会的教阶制度，但他曾当面告诉一位教皇说：“一般人所认为是众教会之母的罗马教会，其行径竟然像后母一样。里面坐着文士和法利赛人，将难担的担子压在人民的肩头上，自己则享受锦衣美食，但穷人却难得其门而入。”圣法兰西斯（St. Francis， 1182？-1226）鉴于教会重视财富带来腐化的后果，所以完全禁止他的门人接受任何钱财。
虽然教会上层的人肮脏不堪，但教会也曾关注到高利贷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他们起初的办法是完全禁止这种借贷，之后是设法将利率限制于市场所能接受的范围，后来教会又获得统治者的支持，硬性推行公平价格制度，管制物价，以免自私的商人操纵物价，囤积居奇，剥削民众。当然，如果从“爱你的邻舍”的教训去看，教会这种努力是否算真正的成功，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可是，一个尽力控制贪婪和经济剥削的社会，和一个推崇少数经济操纵专家的政策的社会到底是有分别的。
撇开这个不谈，中世纪时代所倡导的经济原则也不完全是消极的。中世纪教会高举诚实（honest）和尽心工作（well-executed）等美德。中世纪时代后期私人用的《祈祷集》（Books of Hours） 装帧精美。制作者日复一日长期不懈努力地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是林堡兄弟 （Limbourg brothers） 1415年制作的琼·贝立公爵（Jean, duc de Berry）祈祷书。十四世纪早期，在佛罗伦萨的钟楼（the Campanile in Florence）上刻着的一套浮雕亦是一例。此外， 当时的教会设立了很多医院和慈善机构，向那些因年龄或身体缺陷问题而不能工作的人提供福利。当时在意大利锡耶纳（Siena）设立的一所医院，至今仍保持正常工作。从医院楼下女病房的壁画（frescoes），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时代医院的工作情形。如果二十世纪的病人对现代医学的进展感到骄傲的话，对锡耶纳医院的室内装饰所表现的高度艺术，也一定会钦佩不已。今天我们总是期望国家多办医院或慈善工作，这显示出现今国家的力量与中世纪时期大不相同了；不过，无论国家强或弱， 很多时候都会成为教会的障碍，特别是遇到有关道德原则的问题时尤其是这样， 我们现在便要转到这个问题上。
中世纪时代教会的处境，比起上面提过的罗马将军莫里斯的时代较为安稳，但也更为复杂。所谓安稳者，是因为那时的欧洲已被视作基督的国度——基督教的世界（Christendom）。基督教的洗礼不单有灵性上的意义，而且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也具有重大的意义：洗礼表示一个人踏进了社会，只有受过洗礼的人才被社会完全接纳。在这意义下，犹太人便变成“非人”，是低人一等的，一些别人不准参与的行业（如放贷）犹太人反而可以做。如果整个国家都接受了洗礼，良心的问题会更趋复杂， 因为一个在外表上处处都与社会协调的政府，却会因此堂而皇之地危害社会。当教会成为一个组织时，过去和现在的情形当然也是如此。
中世纪时代以此为主题的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大概要推罗伦萨提（Ambrogio Lorenzetti，约1290-1348）的《好坏政府的讽喻》（Allegory of Good and Bad Government）了。这幅画是他在1338至1339年间，为锡耶纳宏伟的大会堂（Palazzo Pubblico, town hall）会议室而作的。罗氏将好与坏的政府清楚地区别出来。他画出了魔鬼毁灭社会的各种罪行，也画出了基督徒种种德行的表现（例如诚实苦干），显出在上帝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我们现代人的标准，好政府的标记之一，是妇女可以安全地在街上单独行走，而在坏政府治理下，妇女便有被袭击、强奸和抢劫的危险。罗伦萨提从锡耶纳动乱的政治中看得很清楚，如果善恶之源显露了，就会看出人心原来是善恶混杂的。
从中世纪时代国家控制经济活动的权力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混杂的情况。教会虽然常在经济与政治管理上树立模范，但由于牵涉太广，常常很难在社会中发挥“盐”的作用。例如房屋地产管理和各种农业开拓事业都是由修道会经营，但修道会原本的目的并不是为谋利，而是为济贫的。此外，罗马教廷是很有效率的官僚组织领导的中央集权君主制的典型模式。1100年至1300年间，教皇的权力达至最高峰，那称为众仆之仆的教皇，正是中世纪时代最有力的统治者，说来可是一大讽刺。
讨论至此，我们似有调侃（caricature）当时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之嫌，不过，以下我们会让大家知道，到后来教会也曾反对一人独裁制度。许多人对于中世纪时代议会式的集会很熟悉，但多数人都忽略了中世纪时代后期教会的大公议会运动（Conciliar Movement）是反中央集权的另一股强大势力。大公议会运动企图恢复一个理想，就是教会的实权应由所有主教组成的议会掌握，不应落在主教（即教皇）一人身上， 因此，康斯坦司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 1414-1418） 曾先后废了三个与之敌对的教皇，结束了教会史上受人非议的纪元，同时宣布议会的权力是直接由基督赋予，对于信仰和教会改革等事，所有人（包括教皇在内）都应顺服议会。可是大公议会运动最终也失败了，罗马教会内，一人专政制终于战胜了代议制。
同时，有一点可说是矛盾的，教会曾经因为政府权力的界限问题，与世俗统治者有过许多次斗争，结果使强调限制政府权力和责任的传统政治理论逐渐抬头。换言之，是教会的权力限制世俗统治者的权力。沙特尔大教堂（Chartres） 和许多哥特式大礼拜堂中的雕像，都以教士和先知的职分与王权平等为主题。
还有，我们亦要看看中世纪基督教和当时的古典思想学说的关系。中世纪时代的知识分子保存了许多希腊和罗马思想家的著作，并且加以研究讨论，因此这些著作能够流传下来，并对文艺复兴和文艺复兴以后的文化产生巨大的冲击力。中世纪时代的人究竟怎样对待异教文化遗产呢？尽管早期的基督徒如居普良（Cyprian 殁于 258）与特士良（Tertullian 约殁于230）对古希腊和古罗马学术持绝对否定的态度，但我们可以断言，使徒保罗绝不这样封闭，哪位希腊作家的话合乎他的意思，他便引用自如，有时他又运用在伟大拉比迦玛列（the great Rabbi Gamaliel pre-A.D. 70前逝世）门下时学到的精妙推理。其祖父希列（Rabbi Hillel，公元前70？-公元10）是比他更负盛名的拉比。安波罗修（Ambrose, 339-397）、耶柔米（Jerome，347-419）、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都依循保罗的路线而非特土良的路线，他们会鉴赏及应用古典学术，曾将古典学术完全纳入庄严崇高的基督教教育的教材内。基督教教育在当时已成了教育的模范，直至文艺复兴时代为止。既然一个强健的基督教信仰在不妥协的情况下都会利用非基督教的思想学说，那么，那愈来愈离开圣经、愈来愈倚重教会权威的信仰，就更容易给希腊罗马的思想溜进去。十三世纪，阿奎那（Aquinas， 1225-1274）便持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公元前384-322）的学说首开先河，将上帝的启示与人的理性置于相等的地位。
我们以后会详细讨论这一点，现在先以中世纪时代几项最特出的艺术成就（主要是教会的成就）来结束这次走马观花式的中世纪之游。教会在当时的影响力遍及欧洲，所以它与社会的发展步伐一致是必然的事，特别教会与社会领袖们携手合作，创造出永垂不朽的艺术作品，这在中世纪时代奠基者之一的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身上和卡罗林文化（Carolingian culture）中可见一斑。
查理曼是丕平（Pippin）的儿子，768年登基为法兰克王，800年的圣诞日， 受罗马教皇利奥三世（Pope Leo Ⅲ）加冕，成为罗马皇帝。查理曼精力充沛，外貌令人望而生畏。他也是出色的战士，经常南征北讨。当他控制了大部分以前属罗马帝国的西欧领土后，便顺理成章地获得教皇加冕，成为罗马式的皇帝。登基以后，便投桃报李，多方面增强教会力量，在意大利拨了一块土地作为教皇的基地，并支持盎格鲁·撒克逊的传教士在他征服的地区内（特别德国各部落）工作。 查理曼强迫施行十一奉献，这措施使教会得到足够基金来巩固其行政。他又兴建了许多宏伟的教堂，例如巴拉丁礼拜堂（Palatine Chapel）。该教堂位于亚琛 （Aachen，今西德境内），于805年献殿，是查理曼晚年的居所。
在查理曼统治之下，教会产生了一股更全面的文化动力。教会在势力方面逐渐与政府分庭抗礼，在文化上二者则相辅相成，互相补足。学者们的工作受到支持和鼓励（虽然他们的工作没有什么创举），透过勤劳、热诚和有步骤的推进， 文化确实重现出蓬勃的气象。欧洲各地的学者闻风而至，例如阿尔昆（Alcuin， 735-804）在五十岁时，仍不辞跋涉，自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来到这里。他成为亚琛城宫廷学校的校长，作查理曼的顾问，并吸引了大群学者加入他的工作行列。查理曼又从罗马请了一些歌唱家到宫廷，成立了一所声乐学校，并亲自作监督。总之，查理曼和他的学者朝臣为整个西欧思想的统一打下了基础。当时发明的一种优美的卡罗林小书写体（Carolingian minuscule script） 流行一时，对统一也有很大的帮助。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的，就是所有查理曼的学者都是神职人员， 因为当时教育仍未普及；英文“clerk”一字与“cleric”一字相关的，意思就是神职人员。查理曼本人似乎也只学过阅读，没有学过写字。
卡罗林时代学术复兴的同时，艺术也在复兴，以后几个世纪的人对当时价值连城的精巧珠宝、宗教文物和书籍都叹为观止；其中大部分（例如查理曼的护身符，其中包括一件古圣遗物和一个刻有耶稣钉十架图像的象牙书皮）都突出了当时艺术复兴的宗教倾向。
讨论中世纪的文化，绝不能忽略当时的音乐。教皇格列高利一世（Gregory I， 在位期为590-604）曾尝试有系统地整理西方教会音乐，后来这些神秘和超然的音乐，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为调式（Gregorian chant）或索歌（plainsong 属于单音音乐monophony）。大约从1100至 1300年间，出现了许多“吟游诗人2”，他们大部分是法国南部的贵族诗人音乐家，创作了多姿多彩的通俗音乐。1150至1300年是明显的旧艺术（ars antiqua）时代，其间产生了多种“复调（polyphonic）”作品。中世纪时期的乐器主要有瑟（psaltery）、 横笛（flutes）、簧管（shawms，属双簧管类）、号（trumpets）和鼓（drums），民间普遍的乐器则为风笛，有的教堂也用大风琴或可移动的风琴。随着十四世纪新艺术（ars nova）在法国和意大利兴起，作曲家的名字才开始为大众所认识。理姆斯（Rheims）大教堂的法政会长马舒（Guillaume de Machaut，约1300-1377）是法国新艺术（ars nova）音乐的杰出代表， 而佛罗伦萨的兰迪尼（Francesco Landini， 1325-1397）是十四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的音乐家。
谈到中世纪时代的艺术成就，除了音乐上的发展外，也很自然地会想到建筑方面。现在先看十一世纪时的罗马式（Romanesque）建筑。罗马式建筑的特色，是圆拱形的门，厚厚的墙，内部光线很晦暗。随着罗马式建筑的发展，欧洲的建筑艺术跃进了一大步。所谓罗马式建筑，顾名思义，就是仿效昔日罗马建筑的风格，而其蓬勃的发展，则要归功于卡罗林时代的教堂，例如九世纪时的巴拉丁礼拜堂便是以六世纪拉文纳的圣维特勒教堂（San Vitale） 和其他早期的建筑物（如四世纪罗马的圣保罗大殿3）为模仿对象的。但意大利本身的建筑艺术却依然故我，仍受古罗马的形式所束缚，例如在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San Marco），虽是十一世纪时的设计，却是拜占庭时代的样式。反观法国和英国的教堂，充分表现创造性，是属于“罗马式”的，却不是“罗马的”，十一、十二世纪时法国韦兹莱（Vezelay）的修道院教堂和十二世纪时丰特夫罗（abbey church of Fontevrault） 的教堂，便是好例证。
对英格兰来说，最关键的时刻是1066年诺曼人的入侵。伦敦塔的白塔内的圣约翰教堂（Chapel of St. John）建于1080年，温彻斯特大教堂（Winchester Cathedral）是在1079至1093年间建成；达拉姆大教堂（Durham Cathedral）于1093年动工兴建，是最早期的圆拱形建筑物之一，沿着教堂四围的柱子往上望，便会看到肋拱在天花板的交汇点。这种建筑为日后哥特式（Gothic）建筑奠下了基础。
到了1140年，修道院院长苏格（Abbot Suger）监督建造了圣丹尼斯修道院（Abbey of Saint-Denis），那座修道院位于巴黎市郊，四面环境毫无生气，但仍是世界名胜之一， 因为哥特式建筑就在这里发源，使复苏中的中世纪文化形态再迈进一步。哥特式的建筑是从圣丹尼斯修道院的唱歌室产生的，这些尖顶的哥特式建筑物安装了许多大而高的窗和天窗，阳光可直透室内。同时，哥特式建筑物也创新地采用各式花窗和拱柱，美观雄伟，这种拱柱承担了由屋顶的重量所造成的外冲力，墙壁因此可以造得薄一些，窗户也可以开得大一些。我们观察1194年开始兴建的沙特尔大教堂，就可以知道纯哥特式建筑的特色：尖顶（the pointed arch）、拱柱（flying buttress）和穹隆（rib-vault）。从这大教堂中（如教堂西面的外壁）我们还可看到雕刻术的进步。哥特式的建筑可分为早期（或古典式，从1150年到1250年）和后期（从1250年到1500年）两种，后期的哥特式建筑，特别是英格兰的建筑比前期更华美。
从十三世纪起，佛罗伦萨的艺术也显出了哥特式的味道。阿诺尔福（Arnolfo， 1232-1302）于1266年开始建造旧式的皇宫，又于1294年开始以哥特式设计兴建佛罗伦萨的大教堂。虽然佛罗伦萨的哥特式未臻完美之境，但是对北欧早期哥特式的发展，确有它的影响力。十三世纪后半期兴建的圣三一大教堂（Santa Trinita）、圣马利亚诺维拉教堂（Santa Maria Novella， 1278-1360）、圣十字架堂（Santa Croce，1295年开始兴建）都以哥特式建造；而圣道大教堂（the Loggia， 1376-1382） 则属后期的哥特式。虽然洗礼教堂4本身是罗马式的，但由安德里亚·皮萨诺5所制的青铜南门（South Door， 1330-1336）的门扉为哥特式的。基布林提（Lorenzo Ghiberti， 1378-1455）在1403到1424年间建造的北门（North Door）门扉，仍然是哥特式的，然而门扉上所铸的内容，取材已较以前自由得多了。及至基布林提建造被米开朗琪罗誉为“天堂的金门”（the Golden Gate of Paradise）的东门时， 哥特式的结构已不复见了。这时，文艺复兴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们可以从洗礼教堂奇特的门户上，清楚看到和感受到由哥特式时期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转变。
从罗马式建筑转变为哥特式建筑期间，崇拜圣母马利亚之风开始在教会中兴起。罗马式的教堂，并不是奉献给马利亚的，但是在法国，把哥特式的教堂奉献给马利亚的风气却大盛。这里我们又嗅到一种渐趋紧张的味道：中世纪时期是文化、思想、敬虔生活觉醒的时期，而同时，曲解圣经的事却愈来愈多，教会继续偏离早期基督教的教训。不久，欧洲的思想即分裂为两个主流，其一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其二是以圣经为基础的改教运动。这两个主流思想流传下来， 影响到今日的思想。
我们研究文艺复兴运动，必须注意两件事情：首先，如先前所见，我们切勿以为文艺复兴运动以前的每一件事都是完全黑暗的。这种不正确的见解，是由文艺复兴运动和后来的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者的偏见造成的，他们以为一切美好的事情， 都是从现代人文主义的诞生而开始，其实人文主义在中世纪时代的后半期已逐渐发展起来了。第二，文艺复兴时代无疑是历史上一个璀璨的时期，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时期所产生的事情都于人有益处。
十一世纪下半期到十二世纪初，欧洲经济蓬勃发展，为后来十三世纪中世纪文化的巅峰奠下了基础。当时人口增加，结集的村落不断出现，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城市设计也很配合实际，甚至十字军也成为经济扩展的工具。到了 1100年，深耕渐渐普遍，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农业史上的一项革命。意大利的城市因与东方国家通商而致富，佛兰德人6的城市则因纺织业而日渐富足。这些城市逐渐从封建制度解脱出来，争取到不少政治上的自由，这一点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傲然屹立的市会堂显露了出来。
许多大学也在这时成立，到了十三世纪后期，巴黎、奥尔良（Orleans）、图卢兹（Toulouse）、蒙特波利尔（Montpellier）、剑桥、牛津、帕多瓦（Padua）、波伦拿（Bologna）、那不勒斯、萨烈诺（Salerno）、萨拉曼加（Salamanca）、科因布拉 （Coimbra）和里斯本等地都设有大学，这些大学摆脱了纯粹为神职人员而设的教育。地方方言也开始应用于写作，例如部分圣经的经卷已译成法文。十世纪和十一世纪，“上帝的和平”和“上帝的调停”等口号被用来消弭贵族之间的斗争 （是否有成效是另一回事）。还有，罗马式建筑和后期的哥特式建筑，乃是人类思想与成就的一次重大突破。
至此，我们看见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就是文艺复兴（Renaissance）。文艺复兴并不是人的复兴（rebirth），而是一种关于人的观念的复兴（rebirth）。当时的人对“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人为一切事物的中心，这种变化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反映了出来。复兴（Renaissance）是“再生” 的意思，虽然当时的复兴主要不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历史方面，但是人的思想改变了，生活的各方面也都会受到冲击。然而，即使我们对复兴的意义不加任何限制，也不应以为文艺复兴的每一方面都对人类有益处。
一般人将文艺复兴的时期定为十四、十五及十六世纪初叶。要了解文艺复兴，我们必须对导致文艺复兴的历史事件特别是中世纪时代的哲学思想先有一些认识，即是说，要对阿奎那（1225-1274）的思想作较深入的研究。阿奎那是多米尼克会修士（Dominican），曾在那不勒斯和巴黎等大学攻读，后来在巴黎教书，是当代杰出的神学家。他的思想在今日罗马天主教的某些教义上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对西方思想的贡献，当然远较此处讲的大得多。我们现在只集中看看他的人观。阿奎那认为，人因叛逆了上帝而堕落，但是他对于人类堕落的看法并不全面。他认为人的堕落，对于人只有局部而非全部的影响，人只在意志方面堕落腐化，而理性则未受影响，所以人仍可以倚重自己的智慧，即是说，人可以将圣经的教训和非基督徒哲学家们的思想互相混合，不会有问题。
1365年，安德烈（Andrea da Firenze， ？-1377）在佛罗伦萨圣马利亚诺维拉教堂的西班牙小教堂的壁画，充分反映出这种情形。壁画中，阿奎那坐在中间的宝座上，画的较低处是亚里士多德、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托勒密 （Ptolemy，公元121-151最为显赫）、欧几里德（Euclid，约公元前300年最为显赫）和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80？-？）等，他们的地位被安排与奥古斯丁同列。这种强调人的智慧的结果，使哲学渐渐与圣经的启示分离，哲学家愈来愈独立自主了。
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中，阿奎那特别尊崇亚里士多德。1263年，教皇乌尔班四世（Pope Urban IV）曾经禁止在大学里讲授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阿奎那却叫人接受亚里士多德，所以古代非基督教的哲学又回复昔日的地位。
拉斐尔（Raphael， 1483-1520）的壁画《雅典学院》 （The School of Athens， 约成于1510）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艺复兴时这种情况和影响。那壁画在梵蒂冈， 画中柏拉图一个手指向上指，意思是他指向“绝对”（absolutes）或“理念”（ideals），但亚里士多德的手指却完全张开，指向地下，意思是他强调“殊相”（particulars）。所谓殊相，是指我们四周环境的每一个个体（individual thing），例如一张椅子是一个“殊相”，而每一个构成这张椅子的分子也是一个“殊相”；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殊相”，你也是一个“殊相”。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强调“殊相”的理论带到中世纪后期的哲学里，这就形成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成分，而人文主义又引出了一个基本问题。
这基本问题，一般人称为“自然与恩典”（nature-versus-grace）问题，就是如何为个体事物找出最终极与完整的意义。对人来说，最重要的“殊相”就是人本身，如果人（一个个体的人）没有终极的意义，那么活在世上有什么用处呢？ 一切道德、价值和法律又有什么根据呢？如果人以个人的行为为本而不以一个绝对为依据，我们又以什么作为衡量个人行为的标准呢？这个“自然与恩典”问题， 可以用下面的方法表示出来：
恩典，较高层面者：是创造者上帝，是天（heaven）和属天（heavenly）的东西，是肉眼不能见而影响着整个世界的东西，使人的生存和道德有意义的“一致性”（unity， 又称“共相”或“绝对”）7。
自然，较低层面者：是受造之物，是地（earth）和属地（earthly）的东西，是肉眼可见的， 在那受因果关系限制的宇宙中所发生的事物。人以人的身份在地上所行的事，“分歧性”（diversity，或说“个别的事物”、“殊相”或“人个别的行为”）。
从人的角度出发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以后的人文主义，是不能找到赋予人生存和道德的意义的“共相”“或“绝对”的。
阿奎那的思想有积极的一面，因为在他以前的时代，世界本身以及人和世界的关系并未受到重视。这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到了十三世纪中叶，一些哥特派雕刻家开始以更写实的手法表雕造树叶、花、鸟。由于阿奎那的提倡，世界及人在世上的地位已较前显要了。阿奎那思想的消极的一面，就是“殊相”都倾向于独立自主，以致“殊相” 的意义开始丧失。我们不难想象个别事物（殊相）渐渐变成了一切时，就会吞吃了所有事物的意义，直至意义完全消失。
当时有两件事，奠定了我们以下要讨论的事件的基础：第一是中世纪文化思想和敬虔意识逐渐觉醒；第二是因人文主义成分的掺杂，偏离圣经和早期教会教训的情况愈来愈严重。例如教会的权威超过了圣经的教训，堕落的人可以借着赞美基督的功德而回到上帝那里去，而且古代非基督教思想混杂人基督教思想之内 （例如阿奎那强调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这无疑为人的独立自主及人要成为一切事物中心的思想开辟了道路。
文艺复兴不幸的一面，是人继续走在这条偏差的道路上。不过，不久之后就出现另一个相反的思想方向来反对这种偏差，初时这种精神只在酝酿阶段，但是到牛津大学教授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约1320-1384）时大有改变。威克里夫告诉人们“圣经是至高的权威”，并且将圣经译成英文。他的呼声所造成的影响遍及全欧。约翰·胡司（John Huss， 1369-1415）受到他的影响，也肯定圣经为独一最终的权威，强调应回到圣经和早期教会的教训去，并坚持说人只有借着基督的救赎之功，才能回到上帝那里去。威克里夫和胡司的教训脱离了那不断渗入教会的人文主义，这样就展开了两个影响至今的运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本于圣经的宗教改革。
- 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现已成清真寺。 ↩︎
- 吟游诗人原意是“发明者”或“发现者”，有很多种，而这里所提的吟游诗人(troubadours)只是其中一种。 ↩︎
- 圣保罗大殿(Basilica of St. Paul’s-Outside-the-Walis) 建于罗马城外,于1833 全部重建。 ↩︎
- 洗礼教堂(Baptistry)是指大教堂侧边一座为举行洗礼仪式用的较小礼拜堂，这里所指的是佛罗伦萨圣菲奥勒马利亚大教堂(Santa Maria de Fiore，一般称为佛罗伦萨大教堂)前面的洗礼堂。 ↩︎
- 安德里亚·皮萨诺(Andrea Pisano，约1290-1348)是乔托的朋友。 ↩︎
- 弗兰德人(Flemish)的城市，在中古尼德兰(Netherland,即今日荷兰)的地方。 ↩︎
- “共相”与“殊相”(universals and particulars)，又称“全称”与“特称”，按中世纪思想方法，凡大前提无误，则结论亦无误；又因“种”(genera)是由“类”(species)而生，因此“类”就是概括一切的大前提，是观念上的和超越一切事物之上的，称为“共相”，这是波爱修斯(Boethius, 约475-525) 首先使用这词来解释事物存在的观念。与“共相”相对的就是“殊相”，又称为“个体”，是属于感官上的，泛指一切感官可触摸到的事物。至于“共相”与“殊相”的关系，有主张“共相” 先存于“殊相”，称为“唯实论”(realism)，认为一切的名称皆因有该名称的实体存在，是早期正宗的经院哲学，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论”(idealism)，而后期主张“殊相”先存于“共相”的“唯名论” (nominalism)，则认为许多事物只是徒具名称，并非真有实体存在，此说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以阿奎那的神学为代表。究竟谁先谁后，中古学者往往争论不已，而当时教会决定采纳“唯名论”，因而阿奎那神学思想（Thomism）成为天主教正统神学思想，直到今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