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世界观：如果宗教包含一种萌芽状态的世界观，而哲学在探寻万物的终极根基时，总是追寻上帝，那么，自然而然地，它们在其所有区别中，都必须在内在上与事物的本质相符，并且不能相互争竞。

道成肉身与人类命运：神的国度，既是终点，也是中心，也就是说，我们最终要以它为参照，才能理解并更好地理解护理的伟大运动

在他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未能做到的事已成就；我们看到我们未能带来的事已实现；我们看到我们未能对被破坏的法律作出的补偿；同时，我们看到我们渴望拥有的圆满正义，我们渴望分享的战胜世界的胜利，我们渴望在自身中重现的爱的意志，我们渴望效仿的伟大自我牺牲。并且，我们不仅在其赎罪的功绩中，而且在其内在的灵魂中，接受了这种牺牲，我们知道自己得到了救赎和和解。

神的世界计划旨在最终将万物在基督里归于一。只有一位真正的神性存在，才适合占据圣经一致赋予基督的这个位置。这与我们先前关于人的本质、他在创造中的位置以及上帝的自然作品如此惊人地证明的上升和发展规律的假设惊人地一致。

基督教是救赎的宗教。因此，它的第三个预设是世间的罪和混乱。自然之恶和道德之恶的存在，是人类思想中最黑暗、最深奥、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基督教的人论与自然论——创造论——紧密相连。人不仅通过其身体与自然联系在一起，而且在圣经中，如同在科学中一样，人是自然界中最高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自然的最终因，是自然目的的启示，是自然的主宰和统治者。人因人的堕落而受苦；也注定要从人的救赎中获益。

确立有神论立场的并非只有一条证据，而是多条证据的共同作用，这些证据从不同的独立立场出发。理性的声音被灵魂在宗教中的直接体验所证实。

现代艺术、音乐、文学与电影：在文化上，这悲观的风气通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哲学传到绘画，再从绘画传到音乐，直传到一般文化（小说、诗、戏剧和电影）和神学里去。

现代哲学：尼采到瑞士后变疯狂，不是由于他患的性病，而是他了解到假如这位无限的、有位格的上帝不存在的话，疯狂是他在哲学上唯一的答案

基督教是现代科学之母，因为“中古时代的人持定上帝的理性”，并表示对“有位格者智慧的理性”很有信心；又说因为上帝是有理性的，所以早期的科学家抱有一个“绝对的信念，相信每一件事情，无论如何细微，都可追本溯源，寻出其中的前因后果，以制定其基本原则。

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中，人没有办法给人生各个殊相赋予意义，同时在道德范畴中无从得到绝对；北部就不同了，宗教改革中的人活在圣经真理下，有了自由，同时有了令人信服的绝对价值

达· 芬奇进法国宫廷时已是心如死灰了。“人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人文主义的丧钟当时已隐约可闻，这是必然的结果。也许我们可以说，在文艺复兴时的佛罗伦萨，我们已找到现代人的模样了

中世纪文化思想和敬虔意识逐渐觉醒；因人文主义成分的掺杂，偏离圣经和早期教会教训的情况愈来愈严重。

任何基础薄弱的文化或个体，只能在压力不太大的情况下站稳一时。如古罗马人的小小拱桥，只允许人和马车经过，如果有当代的重载货车驶过，拱桥必会塌下。同样，文化和个人的生活及价值体系，如果不是建立在比他们有限的本身更为坚固的基础上，结果也会如此。

“真自由即是疯狂”，几百年前阿奎那在他神哲学体系中所设立自主的领域，今日的新神学是它的后果